对“典籍古事”进行“新编”与“重述”，是中国新文学作家对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文脉承接方式，也是新文学作家探索古体小说现代性可能的叙事实验领域。鲁迅、沈从文、施蛰存、李拓之、高阳、刘以鬯、西西、汪曾祺、王小波等，都以各自“重述”的叙事理念、叙事范式和叙事形态等，赋予诸多经典化的“古事”以“新意”，激活了“新编之故事”衍生现代性价值的内在可能，并在解构古典式的经典过程中，完成了现代式经典的构建。但是，“重述”同样伴随着作者对前文本、现文本和后文本之间进行创造性嫁接的陷阱与难度——既要避免对古事做单纯的白话式翻译的“重复”，还要避免只是挪用古事的叙事符号而行极端个人化叙事的“颠覆”，更要警惕降级乃至消解古事既有文学品格的所谓“后现代”叙事狂欢的肤浅“创意”。宋耀珍的《奇枝怪叶》的“所有的故事原型，均出自一本特别的书：《搜神记》”，他在对《搜神记》的重述中，架构起一个以智慧、民俗、知识、道德、人性、博爱、生死、万物、敬畏等为核心的奇异世界，这个奇异世界由具有异质性的时空结构组成，并在异质时空的并置中，隐含着作者作为文本奇异世界造物主的“深刻的理解”“现世的关怀”和“人道的玄明”，《奇枝怪叶》也成为作者与古风、古事、古境进行隐秘对话的文本契机，叙事借此重新演绎、语汇借此重新编码、肌理借此重新密实、思想借此重新生发、审美借此重新构织，这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叙事主体，对志异经典渐趋固化的一种破解实践，是对中国新文学中的“民间志异传统”的当代续接。

第一，想象诗学的捍卫。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使其承担着关于历史、社会、民族、国家、政治等“经世治国”的重负，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对心灵世界的洞幽，赋予文学以厚重而绵长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这种反抗文学“虚构或想象”的叙事理念，固然隐含着对文学功能、叙事边界、表意空间的拓延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同样隐含着对文学门类本体性和叙事艺术主体性的刻意模糊。《奇枝怪叶》中对“邪魔鬼祟”的重述，正是对文学想象性、虚构性和诗意性的极致确认与先锋实践。因为叙事篇章均有其前文本，但因普遍的“辑采性”和“史录性”，干宝在将之由“史志性”向“小说性”的艺术转换过程中，或许可以说只是开启了虚构思维的襁褓之门。宋耀珍在《奇枝怪叶》中的新编与虚构，既是对前文本所开创的虚构思维的草蛇灰线的强化与承接，也是对前文本的虚构导引性或叙事隐喻性的“个人化虚构”和“当代性想象”，这种“虚构的虚构”“想象的想象”，使作品中的精悍文本在保持古事、轶事、异事的叙事形态之时，具备了对既有文本的叙事惯性的僭越与超克，并在新编当中赋予知识性、人道性、道德性、寓言性等神性思维，这不仅完成了前文本粗犷甚至残缺的叙事情境和叙事逻辑的铺衍，也以极富有创造力的想象诗学，构筑起一个个奇行异禀、光怪陆离的斑斓生命宇宙。

第二，秩序法则的构建。中国新文学的外发性源于对西方启蒙理性精神的高度确信，科技理性、政治理性、个体理性等成为文学介入国民精神改造和民族国家构建的支配性理念，并以社会、历史和生活实践，验证了这种现代性思维理念的真理性和权威性。但是，文学同样青睐于隐藏于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超越于理性认知乃至科技操控范畴的领域。在《奇枝怪叶》中，宋耀珍将人放置于凡俗世界与超验世界、生命世界与死亡世界、此在世界与时空世界、现实世界与梦呓世界等结构情境当中，开掘出人身处其中却难以认知的存在的玄幽之道，即人在宇宙洪荒之中的“非绝对个体性”，而是天地相交、万物相通、生命相依，这是他对“世界大道”和“人类经验”的思想提炼。作品中的奇异世界无不是世道人心的变异化的镜鉴隐喻，而故事重述所昭示出的诸如对宇宙万物的尊重、对物我同一的验证、对道法自然的恪守等生命秩序规则，既是对人的超越性棱面的揭橥，也是对人性黑洞的体察，更是在与人类有限性、局限性和蒙昧性的互文式参照当中，宣谕着当代人所应秉持的理想生活、观念、行为等方式。

第三，当代伦理的彰显。中国新文学对现代性的实践，普遍选择了对“个体”的凸显，这种文化现代性有其历史迫切性与现实合法性。但百年来的文化现代性实践对个体的推崇也存在某种偏颇走向，即过度强调了个体的自由权利而忽视了个体的公德义务，过度强调了个体的文化断裂而忽略了个体的文化寻根，这进而生成出一种泯灭道德良知的现代人性异化的困境。《奇枝怪叶》则注入作者重述的高度自觉的“当代性”理念。它一方面包蕴着文化现代性的精神，诸如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对世俗等级的消解等，同时这种“当代性”理念更包含着对人的世道公德的建构与恪守，即人的命运是自我道德选择的必然律使然，尽管这种道德因果的模式化可能随时经受现实主义持有者的质疑，但道德理想主义的虚构或想象所构筑的“生活乌托邦”，恰恰构成了对人的此在性自适的规约与召唤。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生死因果、德行因果、跨界因果等“功利性”的道德叙事，悄然完成了人的现世道德质地的全面构建，诸如对牺牲精神、博爱精神、孝感精神、忠诚精神等的礼赞，以及对丧失人性自然品质与公德品格的鞭挞。这是作者对个体自由和德理制约共时运行的一种“后传统社会”的企慕，也是在古与今、民间与现代、传统与前卫中，对人的欲望滥觞蒙蔽的道德启蒙，对人的生命规律、生命现象和生命实践的道德透视。而《奇枝怪叶》在新编叙事中所撷取的个体公德的轶事，不仅实现了将原典重述与当代语境的有效链接，也使小说集在秉承精英知识话语的传统性、经典性、知识性、个体性等现代性质素的同时，也兼备了民间集体话语的民俗性、世俗性、教化性等生活道德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