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新的危机，如气候变化、生态灾难、流行性疾病等等，在这样的形势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而诗歌作为人类最具有灵性的艺术形式，毫无疑问更应该承担起不同民族心灵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消弭分歧、增进认知，真正架起一道通往未来和明天的友爱之桥。”近日，在四川成都举办的第三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主题访谈活动中，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强调诗歌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的重要作用，引起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中外诗人的强烈共鸣，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一个需要消除壁垒的世界：用诗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研讨。这也成为由成都市文联、成都市文广旅局主办，《草堂》诗刊社、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等承办的本届诗歌周的焦点话题。

充满差异的世界里，诗歌是一种共同语言

诗歌可以连接什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如何通过诗歌对话？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诗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国诗人、翻译家树才认为，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回到诗歌创作本身，探讨诗的功能与目的。

树才指出，诗歌首先连接“自我”，一首诗首先是写给自己“听”的，在文字未完成之前，它是沉默的“心声”。某种程度上，写诗就是探测语言“沉默的深度”，是人类与自己建立某种对话关系的形式。但诗人们并不能仅凭此就得出结论：诗是写给自己的。“相反，诗是写给别人的，别人也就是‘他者’，一首诗一旦在语言中生成，就在寻找读者，即使你把它锁进抽屉里。没有一个人是为抽屉写作的，抽屉只是存放诗作之所，一首诗始终在等待有人去读它。”也就是说，诗歌是连接“自我”与“他者”的重要载体，诗人与读者、诗人与其他诗人都渴望通过诗歌语言相遇，听见彼此的“心声”，实现一种简单、纯粹、真挚的沟通。

“诗歌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精粹，是天地立心的情怀，以超越肤色和地域、超越民族和语言的独特品质，生生不息地推送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正如中国诗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所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作为诗歌重镇的成都天府文化，在自然与人文、闭塞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传承发展，“诗歌，已成为成都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和血脉，成为成都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文化风尚”。

尼泊尔诗人凯沙布·西格代尔认为，沟通的目的即拆除心灵的壁垒，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知道自己的热爱与担忧。他说，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山脉、河流、海洋和广袤的土地为人类造福，通过诗歌，我们可以歌颂这些自然财富；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表达痛苦、欢乐的情感；通过诗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同胞，我们将知道彼此之间是多么的不同，又是多么的相似。

“在这个充满差异的世界里，诗歌是一种共同语言，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母亲用什么语言和婴儿交流？也许是爱的语言，我们称之为诗歌。”正如西格代尔所说，作为联结世界各国人民心灵的纽带，诗歌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已经不只以语言、文体的形态出现，更重要的，它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母亲给孩子吟唱摇篮曲；年轻人用诗歌向爱人表达情感；老年人通过诗歌向诸神颂唱圣歌……总之，诗歌以其独特的韵律形式蕴含了最悦耳的音乐，被诗歌浸润的心灵并无国界之分。

翻译要钻进诗歌内部、文化内部

有关诗的翻译，历来有一种观点，即诗歌的“不可译性”。印度学者墨德普认为，诗歌深深地扎根于民族自身的土壤、韵律，其思想情感、文化内涵高度凝缩在诗歌语言、诗歌形式之中，因此，某种程度上，诗歌的形式就是它的内容，而在诗的翻译过程中，形式无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诗意也就发生了改变。这正如树才所说，一首诗总有“那么一点”是翻译所无法抵达的，聪明的译者应该意识到“可译的部分”的边界。

那么，诗歌翻译究竟能不能突破语言系统的限制？日本诗人野村喜和夫认为，正是翻译将一首诗从封闭的语言系统中解放了出来，让一种语言得以与其他各类语言发生碰撞，从而激活诗歌语言的创造力，丰富了诗歌的可能性。正如野村所说，“用方言写诗也会受到外来翻译诗的影响，而翻译又能时不时地丰富该种方言，荷尔德林将品达的诗歌译为德语，从而为德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诗学可能性，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对爱伦·坡的翻译则为19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对此问题作出回应。他回忆，上世纪50年代，茅盾向苏联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第一首便是《静夜思》，但苏联人并没有很快理解和接受这首诗。在中国，月亮圆代表人团圆，可在苏联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无法将“圆月”和思乡联系在一起。那么，究竟该如何翻译这首诗，让外国人更好理解它的内涵？许渊冲没有拘泥于文本，他将首句“床前明月光”译为“before my bed a pool of night”，用“pool”将月光暗喻为水，又将最后一句译为“Bowing，in homesick ness I’m drowned”，用“drowned”将乡愁思乡之情也比作水，从而把明月与乡愁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再如杜甫的千古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曾被许多人认为无法翻译。许渊冲觉得，这句诗的核心在于形式，在于它整饬对仗的格式、独特的韵律，因此翻译中应该尽量还原这种形式。于是，他将其译作“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值得注意的是，就像“落木”和“萧萧”都是草字头，“江”和“滚滚”都是三点水偏旁，译文也使用了重复sh（sheds、shower）、r（river、rolls）的译法，在音义、字形方面实现了翻译功能的最大化。正如许渊冲所说，“不能自顾自地翻译，一定要钻到文化内部、诗歌内部去”。

诗歌：拒绝一切心灵的边界

在诗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诗人究竟承担了怎样的使命？什么样的诗歌创作能够跨越语言的藩篱，激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民的情感共鸣？旅日诗人田原认为，诗人必须拥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灵，不能囿于表现“小我”和内心世界，要关注更普遍、永恒的主题，不断加强诗歌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田原指出，有一些诗作表面看起来新颖、有趣，但一经翻译便会黯然失色，其中很大的问题便是止于表现一时的感伤情绪，过于“小巧”，缺乏跨越语言、时间的生命力。

诗人李元胜认为，要创作出能够令人“忘记诗人国籍”的作品，必须珍视突发的联想与发现，并在这些发现中提取真正的激情、智慧与诗意，“诗歌是制度和理性难以管束的艺术形式，在人类的心智活动中，它最接近闪电，不期而至的光瞬间照亮了人类尚未探索明了的黑暗地带。不管一个写作者有着多么厚重的教化和逻辑，写作诗歌时，他们必须突破这一切，那些神奇的闲笔、毫无预计的天外之音，是诗歌最有价值的灵性部分。”

吉狄马加指出，诗歌创作必须打破一切心灵的边界，诗歌对话与交流不能以所谓的标准或模式为前提，它应把尊重不同的差异作为人性中应有的美德，而这种交流所产生的成果，包括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所催生的产物，都会赋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新的意义。

“诗歌不会死亡，就如同人类不会消亡一样，诚然，普利莫·莱维那句‘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曾被人无数次地引用，但直到今天诗歌所发出的声音和力量，仍然代表着人类正义旗帜上的花朵、大地上吹过的自由的风、夜空里最明亮的星星、黎明时闪着光芒的露水，因为诗歌的存在和延续，是人类和这个地球上一切伟大的文明能通向明天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吉狄马加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