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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党史,也写人生——专家研讨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

发布日期:2022-01-02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何瑞涓  浏览次数:
 

1921年,一艘红船启航,开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得以创建。军旅作家徐剑回望历史,聚焦这一黑暗与黎明交替的历史节点,展开一次庄严的追溯,写就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为党的百年华诞、为党的二十大献上一份文学之礼。

12月29日,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主办,辽宁出版集团、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农涛,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辽宁省版权局)局长付晨明,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军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白烨、杨平、梁鸿鹰、何向阳、胡平、李舫、刘琼、李朝全、李东华、张陵、李炳银、孟繁华、贺绍俊、刘笑伟、柳建伟、王国平、杨庆祥、丛治辰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给予该著作以客观评价,深入分析其特色与价值,探讨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如何守正创新。

《天晓——1921》的出版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国家重点出版基金支持的大型出版项目,是辽宁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重点项目、全军军事文艺重点选题,历时三年完成,甫一问世就备受关注,帮助读者更好地走近党史,领悟伟大建党精神。李敬泽认为该作品具有强大魅力,既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又有对大量细节的准确、有力且敏锐的把握,形成了自己的语调与视角,充满情节的吸引力、情感的感叹力、精神的感召力。“建党是个伟大的中国故事,我们的先贤做出如此开天辟地的伟业,需要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重去写,需要我们以郑重的全力以赴的心去好好书写。伟大的建党故事会永远被写下去,这部书是在建党百年历史节点上的一部非常有光芒、非常重要的作品。”

文学一定意义上是人学,历史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创造的。《天晓——1921》选择以人为核心,从中共一大见证者王会悟的讲述切入,追述了中共一大13位参与者及“南陈北李”的人生命运,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给予了在场、全景和分镜头式描写,书中涉及大量珍贵的史料,又巧妙地蕴藏于文学的诗意笔触之中,蕴藏于对人物命运的追寻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该作品对党史资料进行了严谨充分的发掘、辨析、补充和丰富,比如中共一大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并对其来路与归处进行了分析,既注意写事,又注意写人,既注意写作中史料的真实性,又注重表述的文学性,“作品写出了这些人物不仅有党性还有人性,不仅有共性还有个性,有突破、有亮点,是建党百年题材的坚实力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谈道,书中对材料和史料的处理非常高级,充满忧患感、生命感、命运感,“他不是对史料简单的复制、征用,而是经过高度个人化的处理,具有很强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党史中的人物经过多年书写,很多已经被高度脸谱化,徐剑的作品通过多角度叙事,活化了党史人物,让他们重新变成一个个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生命语境中活着的人,带给我们力量和启示。”

《天晓——1921》的夺目,除了建党题材本身的光芒四射,还在于叙事的诗意与创新。“这的确是一部既严谨尊重历史史实,又有文学观察和思想激情的好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谈道,全书设计了别开生面的结构,让历史人物王会悟和作者一起共同作为叙述人,徐剑的写作是循着诗歌思维展开的,在重温党史时产生并融入了更多的文学情怀与思想感悟,带着积极强烈的主动参与感和主观倾诉的冲动,给作品带来非常突出的抒情性和议论性,不少段落具有浓郁的诗意,像一首首激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让党的生命在文学中又诞生了一次。《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将这本书称作“‘徐剑’‘探索’的‘100年’”,称赞其写法上的创新,既有剥洋葱式的写法,站在建党百年时间节点,剥去历史表象,走近历史真相,也有非线性的写法,不是围绕单一一条线、一个人,而是在回溯中交织,并运用了复调型叙事,“作品中有徐剑‘我’的叙事声音,他既是老兵、共产党员,也是文人和作家,对历史进行探索;还有一个叙事声音即王会悟,她是历史的见证者。复调写法织就了徐剑笔下枝叶婆娑的大树”。

历史的在场感并非凭空得来,而是得益于一次次行走,回到历史发生的地方,寻觅先贤走过的路。徐剑曾说,他的创作秉承“三不写”原则,即没有用脚走过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眼看到的地方不写。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肯定了《天晓——1921》写作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尤其是其与众不同的脚力特点,作者一一踏访了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13位成员的故乡,走进故居、纪念馆及先贤生活过的地方近距离去感受,从韶山到独秀山,从湘江到长江,不断行走与田野调查,“这是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具体体现,这是对党的初心的致敬之作,也是将自己的文学初心加以呈现的信仰之作”。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也谈道,徐剑一直在行走、在采访,他要书写的人物都已经不在了,再去他们的家乡却仍有收获。比如刘仁静家乡的博物馆馆长说,好几十年过去了,你是第二个来采访的,所以书中对刘仁静的描写特别好,“这对所有报告文学创作都是一个启发,我们不仅是在写党史,也是在写人生”。

徐剑写作此书时的最后一程采访,从毛主席老家韶山到陈独秀老家安庆独秀山,十天里一直下雨,到达安庆雨才结束。“这是一场精神洗礼。通过这场写作,我对我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政党、对新的一百年征程更加有信心,因为我看到青春、梦想,看到忠诚、背叛,看到牺牲、尊严,也看到壮丽和沉沦,这些人向你走来,我应该通过大量的史实,通过自己现场的感受,通过内心的洗礼,把他们记录下来,让党史在文学领域再复活一次。这场精神洗礼让我找到了文学的原心,让我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写作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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