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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春:谈文艺创作的源泉及服务对象问题
发布日期:2012-12-21  来源:未知
  从人民中来   到群众中去
  ——谈文艺创作的源泉及服务对象问题
  刘源春
  是金子,总会闪光。无论时延多长,尘封多厚,土埋多深,拂去灰垢,它总是一片光芒。毛泽东作于70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样的一枚金子,至今光豪不灭!
  毛泽东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就是说,社会生活,乃是文学艺术的源泉。这个论断,涵盖了从古至今一切文学艺术的本源特征。
  没有远古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反抗剥削压迫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基因,就不会有流传至今而永不衰竭的《诗经》瑰美的“国风”诗篇。同样,没有屈原遭受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打击报国无门救国无路的生活现实,那也就肯定不会有光彩熠熠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伟大的诗篇《离骚》!一样,如果没有唐代安史之乱民不聊生的生活追逼,又怎么能够产生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这一系列充满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史诗呢!
  因此,文学艺术是源于社会生活的,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热爱生活,深入生活,贴紧生活!然而当下,我们的现状却不乏如此现象,一方面许多人已视深入生活为多余,认为这是形式主义的政治吆喝。于是作品出现主观臆造,一己想象,脱离生活,违背生活,甚至反动生活。另一方面则是,既然文学艺术是来自生活的,那么我们就纯客观地表现和反映所有一切社会生活就是了。于是作品就出现了玩世不恭、拜金主义、淫秽污浊、享乐至上、猎奇求怪等等内容。这两方面的错误思潮,都极有害地且极大地污染了我们神圣的文学艺术的瑰丽殿堂!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和出现这种恶劣不堪的混乱状况的呢?
  这就是当今许多人忘记了的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即我们的文学艺术到底要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为我们廓清了文艺创作上的迷雾。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还必须弄清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作家、作者在我们的创作中到底要源于什么样的生活。是人民大众的生活,还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还是假丑恶的生活?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非本质性生活,还是积极向上的反映社会主潮流的生活?是带着某种偏见而刻意注视着的放大了的灰色生活,还是本着一颗善良而实事求是的心所看到的美好毕竟远远大于丑恶的本真生活。
  我们的时代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为当今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投入到这个经济社会建设活动中而奋斗着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所以,我们的一切文艺作品的生成也就必须来源于这样一个人民大众创造开拓的火热的现代生活。说到这里,我们且先退后一步来看看我们的古代文坛吧。古代,一些具有良知和良心的文人墨客,他们只是凭借着他们古仁人的一己之道德操守,提出来了要写民生要写社会疾苦的文学主张。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他便以自己的良心坚守之所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提出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交和”的目的,并响亮地喊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进而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特别强调“为民”,特别注重诗歌必须反映人民疾苦,“唯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所以,白居易写出了大量的类如《观刈麦》、《杜陵叟》等同情劳动人民生活的杰作,同时写出了许多抨击封建统治时弊的讽喻诗。请看看吧,封建时代的有良心的文人尚且能做到为民吟唱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就反而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更何况,我们的时代,已公开而响亮地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和以一个国家的声音直接地提出了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主张,那么我们作为新时期的一代文艺工作者,有何理由不热烈响应积极面对踊跃投身于其中呢!
  所以,我们要深入生活,就是要深入到当今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的生活中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发掘泉源,收获创作成果。而绝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足不出户,闭门造车,搜肠刮肚,依葫芦画瓢。
  我们要深入生活,就是要深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去,拜工农兵群众为师,做他们的朋友,做他们的学生,学习他们的品质,从而反映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心声,反映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渴望和追求。而绝不能视人民群众于不顾,不闻不问,无关痛痒,甚或自以为高于群众,优于群众,聪明于群众,把人民群众看为群氓阿斗,当作愚昧无知的一批宵小之辈。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我们伟大事业的主人和中流砥柱!真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乃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所在!那么,我们当今应该如何更好地深入生活,为了今天的经济社会建设,为了今天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创作出更多更优更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呢?结合我们当前的文艺界现状,我们的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必须从以下这些方面去认真地解决好一些亟待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主观上,我们文艺工作者要认真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有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深刻领会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彻底清除“过时论”,做“两为”文艺方针的忠诚贯彻者,积极地投身到当前的火热生活中去。主动地走进工厂,走向农村,走入社区,走入校园,走入军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人中去,到可以汲取文艺新素材的一切基层的人民群众中去,为他们歌,为他们唱,为他们写,为他们作,为他们鼓与呼。
  只要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回归到“为人民”的文艺轨道上来,那么,我们的创作素材就一定会多而又多源源不断永无枯竭之时。
  比如,我们可以写正面歌颂的题材,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大胆地讴歌,放开手脚来写。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的建设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如此日新月异的改观,面对这样壮阔的时代和壮观的事实,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秉笔大书特书呢?我们可以写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成就,我们可以写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崛起和发展,我们可以写科技教育事业的伟大成果,我们可以写当今的人民精神物质生活的丰富幸福……只是在写的过程中,千万不用公式化的概念化的口号化的说教,而是用血肉丰满的典型化的手法,塑造栩栩如生的形象,渲染血浓于水的感情,来打动人心,催人奋发!
  比如,我们也可以写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中的疾苦和痛痒。可以写下岗工人的苦涩和奋起,可以写进城农民工的艰辛和勤劳,可以写农村留守一族的困顿与希冀,也可以写大学生就业的纠结和奋斗,同样还可以写中小学生如今成长的不易和烦恼……真正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贴近人民大众的心,血和他们一起流淌,脉搏和他们一起跳动,笑他们的笑,忧他们的忧,反映他们的心言,并点燃起他们渴求之中希望的火苗。
  当然,再比如,我们也可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对党负责的态度,用我们的笔去揭露我们眼下社会还存在和出现的一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各种不良时弊。譬如揭露腐败,抨击腐败。譬如揭露我们现今社会中沉滓泛起的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腐朽现象。譬如揭露我们生态环境的被破坏和毫无顾忌的人为污染。譬如写那些因贫富差距的拉大所引起的对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那种潜在威胁。譬如写那些社会不公平现象泛滥对我们社会生活的肆意侵蚀。但,我们在关注和抨击这些社会不良倾向的时候,时时都应牢记着,我们是在为了人民的生,为了这个社会的好,才用我们的笔来铲除这些社会恶瘤的,而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有这样那样的恶瘤,就以点盖面地夸大其词地说这个社会不行了,这个社会没救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用我们的笔维护我们社会的稳定,相反是在为人民帮倒忙,做蠢事,是在毁坏社会的稳定,造成人民的不安和恐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一颗对得起人民的良心,为了人民,我们要真心诚意地和这个社会一起,同心同德整治恶俗,铲除毒瘤,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好更美更光明!
  其次,从客观上来说,既然要促使文艺工作者自觉走入人民生活中去,那么我们的党和政府就要千方百计地引导文艺工作者愿意并能够走下去。党和政府应为文艺工作者创造和提供包括精神上的、经济上的、环境上的诸多必要条件,,确保他们能够走下去。譬如,为文艺工作者建立创作基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譬如,为文艺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经费,让他们有走下去的经济保障。譬如,为文艺工作者创设经济搭台、文艺唱戏的环境,让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如鱼得水,似虎添翼。
  再次,应该建立健康的文艺评判机制,强化文艺创作的正确导向。我们文艺作品的评判和评比的标准问题,不应该是某几个人拍拍脑袋所产生的唯政绩唯功利主义的那几个随心所欲的条条框框,而应该把某个作品是否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作为这个作品是优还是劣的最高标准。特别是我们当今高调提出的“文艺精品”的创作,它只能是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为最高标尺,而决不能以少数几个头头脑脑的个人喜好为取舍标的。
  另外,文学作品的实际经济价值,也直接影响到了为人民的文学作品能否及时呼之即出的生成力度的大小。现在是经济社会,我们反对拜金,但必要的经济待遇还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文艺工作者毕竟也是这个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现在的春季刀鱼都已万元一斤的身价了,可是,作为精神高尚产品的文学作品,辛辛苦苦深入群众生活,费尽脑汁精雕细刻打磨出来,然而至今还是50元1000字的稿酬,抽包红中华香烟都不够,像这样,作家为人民写作的积极性如何得以激发,其写作热情又如何得以持恒持久持高呢!
  还有,就是各级领导对文艺工作者生活的关心,这也是促使文艺工作者能够安心为人民创作的一个前提保证。过去封建社会的官人都懂得以资助文人为一己从政的莫大荣耀,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父母官连过去的封建官僚都不如,他们眼中看不起文化人,轻视文化人,这种愚昧无知的官棍行为令人不可思议!最近读到一篇小文章,说的是老革命家彭真对文化人的关怀和爱护,其中特别感人的是他对作家萧军的呵护。彭真当北京市市长的时候,萧军正成为批判对象。当时萧军拖家带口到了北京,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生计成了大问题。生性倔犟的萧军也不去央求谁,而是向市卫生局打了一个报告,申请开个私人诊所。因为萧军年轻时练过武术,跌打损伤的治疗会一手。那时刚解放,私人开业是合法的。萧军的报告到了卫生局,却不知怎么就到了彭真市长的手里,彭真当即就对有关人员说:绝对不能同意萧军开诊所。彭真决定,把萧军安排进北京戏曲研究院,挂个名儿,每月照发工资。后来,萧军颇为得意地说:“打这以后,戏曲研究院每月给我200元,不过我没有上过一天班,连戏曲研究院大门朝哪儿开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当今还有像彭真这样关爱文艺工作者生活的好领导吧?如果还有,我们就不相信,还有什么作家会因此昧了良心而不好好地为人民写出应有的作品来?
  总之,我们的文学艺术是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它必须从人民群众中来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养分,创作出为人民服务的作品,进而在为人民享用的同时又接受人民群众的鉴定。只要我们经持这条道路,并积极做好以上所述的各方面的工作,那么我们相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殷切希望的那种繁荣兴旺的文艺事业的大好局面,就一定会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继续出现,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就一定会春天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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