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抵抗文化霸权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国的新文学也许将不同于以往中国文学所呈现的形象，在我们这个时代读者的眼中，中国将脱离它的陌生性、它的怪异性、它那种鲜明的异域情调，融入到众多思想潮流和审美潮流中，这些潮流的运动绝不受到国界的限制。

　　                                          ——勒克莱齐奥

　　10月26日，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北京，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等主办的北京大学博雅论坛上，与陈平原、陆建德、王博、陈晓明、陈众议、许钧、张旭东、董强、何怀宏、西川、欧阳江河等学者、作家、诗人，就众多中外文学与人文学领域的话题进行了探讨。

　　勒克莱齐奥：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成为一小部分国家的专利

　　勒克莱齐奥是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和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作品往往直接涉及现代文明的种种缺陷，善于描写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物的精神生活，表达出对古老文明的关注和向往。诺奖颁奖词中称他为“一位标志文学新开端的作家，一位书写诗歌历险、感官迷醉的作者，是在主导文明之外和之下探索一种人性的探索者”。

　　“全球化的进程在很长时间以内，都是西方的征服者（欧洲、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包括明治时代后极端西化的日本）的一种新的殖民手段。”勒克莱齐奥指出，殖民、后殖民的帝国主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所散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都便利了世界被少数的语言与文化所统治，文明包括文学都成为一小部分国家的专利，这些国家试图向被其“统治”的国家输出生活方式与审美标准。不过，他认为，对这个时代进行总结性评价，讨论其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并无太大用处，我们需要做的，是超越这段莫衷一是的时代，从中找到可以传给下一代人的希望和乐观。

　　勒克莱齐奥说，因为自己经历过殖民主义，那是可怕的时代，所有的文化都消失了，“中国文学在抵抗文化霸权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自其发端以来，直至今日已经树起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丰碑，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影响已经遍及全人类文明。比如，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作品，诗歌，曹雪芹、吴承恩的小说等等都启发和影响着西方。认可中国文学，不仅是认可中国历代的文学史，更是认可它在新一代作家与诗人的推动下在未来发挥的作用。勒克莱齐奥认为，中国的新文学也许将不同于以往中国文学所呈现的形象，“在我们这个时代读者的眼中，中国将脱离它的陌生性、它的怪异性、它那种鲜明的异域情调”，融入到众多思想潮流和审美潮流中，“这些潮流的运动绝不受到国界的限制”。

　　陈平原：与其急于“走出去”，更欣赏做“独行侠”

　　与勒克莱齐奥对中国文学的期望相比，中国学者有着更冷静的认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曾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国人文学者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既不是唱主角，也不能总是跑龙套。陈平原答十到二十年，杜维明很高兴，因为这已经是他听到的最乐观的回答了。

　　陈平原指出，当下很多中国大学以是否“走出去”为评价标准，心态焦虑，弄不好会本末倒置，使得学者们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为国际化而国际化，过分强调进入人家的学术场域，但是若自我不够强大，容易丧失主体性，变得随声附和。因而，他强调，当下中国学界要“走出去”，不要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努力提升自家整体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中国学术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欣赏‘独行侠’的工作方式。”陈平原说，他担忧的是随着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仪式化，场面浩大却收效甚微，学者若过分沉湎于此，耽误读书时间，更使得各自的思考与表达越来越趋同。“当下大学者或大思想家难得一见，恐怕与我们过分强调‘交流’而拒绝‘独处’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谈及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时，他更欣赏“独行侠”，而不是常常被人挂在嘴上念叨的“领军人物”，并且在一个到处渲染全球化、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他也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

　　张清华、陈晓明：世界性之中的民族性，如同深渊处的一束光

　　一个国家的文学要在世界立足，必定是有其独特价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对农业文明经验的处理，中国是最后的一个；中国传统时间观是永恒与循环，而西方是线性时间观，“农村叙事和古典叙事中的时间观，是中国文学贡献给世界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也指出，莫言在3年前获诺贝尔文学奖，正得益于其作品把世界文学经验与乡土中国的传统、民族性、民间性结合起来。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文学界一直追逐高昂的现代主义创新趋势，自80年代后期莫言横空出世，既“寻根”又“现代”，当代文学叙事也从焦虑于如何与西方对话转而回归乡土与传统，或者说是与现代主义相结合了的乡土与传统，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陈忠实、阿来等为标识，中国文学在乡土叙事上抵达了一定的高度。“这是80年代苛求文学创新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结果，乡土中国叙事也只有做到这个份上，才能在今天与世界文学并驾齐驱”。

　　有种流传极广的说法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陈晓明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民族的”终究还是要面对“世界的”，“世界文学”并非一定就是后殖民理论所理解的欧洲中心主义或以欧美文学为标准的代名词。我们应该着眼于创作实践环节，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如何能在世界文学的经典标准下增强自身的艺术表现力，提升自己的艺术标准。这并不会削弱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国人的人性特征、文化特点、生活习俗、从传统中获得的艺术资源等等，这些东西始终都在那里，而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却要以世界文学业已取得的经验和建立起来的标准，也即小说的普遍化艺术追求、方法、规则、格调等作为衡量依据。只有如此，才能有当下真正有活力的民族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如此旺盛的当下，很多人已经遗忘了小说的艺术性，而“恰恰是吸取世界文学的优秀经验，汉语文学在它的自我更新中才能在艺术上跃进到更高的层次”。

　　对于有人质疑中国文学将世界文学经验吸纳并内化的可能性，陈晓明认为,全球化经验具有包容性，而民族文学具有有限性，把传统与民族性无限放大实际上是把传统和民族性封闭起来。“今天的世界留给民族性的余地非常小，如果再剔除那些痼疾陋习，那就更少了”。而正是有限的民族性才显示出其可贵与真实，在与世界性交流中获得自身的坚实性，如同深渊处一种光照彻出来。像

　　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都是西方文学经验培育出来的作家，其小说的体制是西方的，内容和内在精神气质则是民族的，有坚韧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