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人方励在网络直播中为电影《百鸟朝凤》获得更多排片而作出了“惊天一跪”。在过去这个周末，《百鸟朝凤》便在网上“刷屏”，一些媒体也纷纷以“逆转”“‘跪’出千万票房”等字眼对此跟进报道。这些字眼，让笔者如鲠在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方励说：“我从没讲过，让所有小成本制作的文艺片都一定要求商业电影为其让出多少份额来。我仅仅讲的是，只在这个周末一天，给我们排一场，为吴天明导演做点事，为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做点事。”可以看出，“下跪”是一个很具体的、特定情境下的动作。吴天明去世后长期被埋没的遗作，尤其让人情恸于衷。

　　然而，当“跪”被“票房”勾兑，情怀、尊严和价值被“票房化”，逻辑就变得赤裸裸——“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哪怕你用“情怀”说事儿，也摆脱不了“炒作”的嫌疑。这让笔者很不舒服。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无论是因情怀的立场而“悲伤着你的悲伤”，还是残酷地指出了市场的本相，都在情理之中。但人为地进行一种阴谋论暗示，而无视“这一跪”所包蕴的正面情感、情绪和情怀，恰恰可能成为文艺片窘境的精神原罪。

　　“下跪”事件引起关注，除去特定情境下的情感因素，重点不外乎有二：一是文艺片遭遇的市场窘境从长期的隐痛变成了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二是“下跪”在不同的价值标尺衡量下是否值得。从目前来看，事件已引发行业内的探讨，虽然解决问题仍有困难，却是很好的现象。比如，有人认为电影《百鸟朝凤》并没有那么好，跟吴天明的巅峰之作实有距离，难免在市场中不那么讨喜。有人则认为不能唯市场，要关注人心，要有人文关怀。无论从行业的角度，还是在价值精神的层面，“下跪”都显出了坚守的尊严和意义。

　　就事论事的喧哗，不足为讳。在笔者看来，倒是“下跪”事件所折射的文艺片生存现状更值得关注和思考。讲好故事，讲有内涵、有温度的好故事，始终是观众所乐见的。在此基础之上，倘若能够“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两兼顾，自然是最好的。当然，笔者也不希望“下跪”成为并非唯一的“行为艺术”，而是衷心希望文艺片能迎来转机。或许，它的契机就蕴含在创作者、院线和观众的思考、探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