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外国好戏来中国演出，不能在外国艺术家面前丢中国人的脸!”日前，有感于俄罗斯戏剧大师列夫·朵金执导的舞台剧《兄弟姐妹》在天津大剧院进行首场演出后的演后谈环节中，一些观众不靠谱、不专业的提问，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吟在名为《越来越尴尬的演后谈》的文章中，愤然写下这样的话。

　　演出结束后，演员回归自我，导演、编剧等作品主创走上台，与观众交流对演出的看法——对于戏剧观众而言，这样的演后谈环节并不陌生。但这本该是消除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隔膜，让创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观众的活动，为什么如今变得越来越尴尬、越来越低效，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演后谈沦为“不忍直视”的舞台

　　“我第一次参加演后谈是1982年。在首都剧场排练厅看了高行健、刘会远编剧，林兆华导演，林连昆、谭宗尧、肖鹏、丛林、尚丽娟演出的中国第一部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小剧场话剧为何物，这么近距离地看戏还是第一次，所以在演后谈中，开始都没有人敢发言。还是高行健、林兆华两位老师一再请大家提提意见，才有人小心翼翼地开始谈观后感，就看不懂的地方提出些问题。我记得那天我也发言了，说的主要是看了这个戏以后的震惊，提不出什么问题来。”李龙吟在《越来越尴尬的演后谈》中写下的第一次参加演后谈的经历，恰也是中国戏剧演后谈的开端。

　　如今，看到让自己兴奋的或特别想吐槽的作品，在演出结束后与主创进行交流，已经成为不少戏剧观众的观演习惯。但在记者经历的数次演后谈中，让人尴尬的演后谈的确不在少数，特别是与国外创作者进行交流时，场面经常让人“不忍直视”：明明有翻译在场非要提问时秀外语的;见到偶像声泪俱下占用大量时间而罔顾其他真正有疑问的观众的;主创在台上回答观众问题，有些观众非要在台下进行“同声翻译”以显示自己学识渊博的;还有些更出格的观众，干脆把与主创见面的机会当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契机，软磨硬泡让名导演为自己创作或投资的作品挂名艺术总监……交流观演感受的演后谈似乎沦为了另一个舞台，有时，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演出本身。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演后谈

　　该不该设置演后谈环节，业内存在着完全对立的看法。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导演、编剧等创作者普遍希望在演出后马上与观众交流，而制作者和宣传方则对演后谈有些反感。

　　知名导演李伯男认为，演后谈不仅是主创与观众的一种交流形式，更是戏剧创作的最后环节。“演后谈是创作的一种延伸。主创要对参加演后谈的观众怀有一颗包容之心，甚至做好交流不畅的准备。”李伯男坦言，经常会遇到“驴唇不对马嘴”的演后谈，那时他会真诚地告诉观众：“我们没有谈到一起。”“对于尴尬的演后谈，创作者应该宽容，而面对批评和不同见解，更应该珍惜。”李伯男说。

　　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编剧陈国峰认为，演后谈这种观演的交流互动，不仅可以提高观众对演出团体的认知度和好感度，建立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也有利于提高或扩大创作者对于作品的认识深度和广度，校正创作者对作品一厢情愿的看法。“高质量的演后谈不一定是高水平的演后谈，而是观众畅所欲言的，由主创和观众讨论甚至争论，然后由真正高水平的批评家点评引导。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分歧争议是必然的，更是必要的。当然，观众有权对戏剧不满，主创和评论家也同样有权对观众不满。都说好或者都说坏，反而不正常。”

　　虽然认为演后谈是“有一定价值的观众与创作者的交流形式”，但制作人阿笨和张健往往都不会在自己参与的剧目中设置演后谈环节，如果主创希望与观众面对面交流，他们也不会建议在演出后立即进行，而会另外选择时间举行研讨会。“之所以不建议进行演后谈，是不想绑架观众，也避免人都走光或者即便出于礼貌留下，却没有人提问的尴尬场面。”阿笨说。

　　在张健看来，如今的演后谈经常变成“一堂课”，导演没有表达明白的、演员没有表现明白的地方，主创会在演后谈中进行补充甚至是“拼命解释”。“演后谈不应该变成主创给观众灌输学术和创作理念的地方。好的演后谈可以有让观众恍然大悟的部分，但不能完全颠覆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东西。”张健说。

　　我们在演后谈中谈些什么

　　为什么演后谈中会出现越来越多幼稚的、让人尴尬的问题?记者采访的戏剧从业者普遍认为，这是由于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关于戏剧教育的内容严重缺乏。

　　在欧美等戏剧大国，戏剧往往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必修课。反观国内，基础教育中的戏剧部分少之又少，且仅限于文字。戏剧爱好者大部分都是“自学成才”，他们的戏剧知识基本来自于以往观看过的演出或者自行翻查的文字资料。

　　“演后谈是国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方式，目前看来虽然在国内有些水土不服，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高雅艺术的欣赏是需要门槛的。只有经过长期的积累，对作品、艺术形式、艺术门类有深入的思考，才能提出问题。尴尬的演后谈恰恰反映出，我们现在缺乏专业的戏剧观众。我相信，在不断看戏、不断思考的过程中，中国观众的审美以及专业素质一定会提升，但需要一定的时间。”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表演系教师张辰鸿认为，戏剧导赏可能比演后谈更适合现阶段的戏剧观众。

　　天津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刘强建议创作者在演出前帮助观众做好功课。“比如关于剧目的介绍要充分，像《兄弟姐妹》这样的作品就应该让观众了解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等。而在演后谈过程中，可以由主持人帮助观众寻找话题和讨论的方向，对于太不靠谱的话题，主持人可以进行相应的完善，或者巧妙化解。”

　　专注舞蹈剧场创作的青年舞蹈家史晶歆，将演后谈当作特殊的“互动剧场”，会认真记录每次与观众交流的过程。而多年组织演后谈的经历，也让史晶歆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演后谈中，我们有专门的学术团队成员作为主持人来引导观众展开讨论。通过专业的引导，演后谈会变得更加高效。”在史晶歆看来，演后谈不仅是提升观众对艺术理解的平台，也是让演员成长的平台。“舞蹈演员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演后谈让他们有了另一种表达自己对作品理解的方式，在与观众的交流中，他们的成长让我惊讶。这也是演后谈的重要意义所在。”史晶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