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安子的《青春驿站》，到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再到郑小琼的黄麻岭系列组诗、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他们用情感记录着新工人群体的现实经历，他们不故弄玄虚、不无病呻吟，面对自己的困难生活不逃避、不灰心。无论他们是别人眼中的‘打工者’也好，还是‘草根’也罢，他们都用自己的感情在文学的世界里开辟出一片‘自留地’。但是又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一群体，读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近日举办的“对话新工人文学”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发出这样的感慨。

　　今年年初，“打工者”范雨素的一篇《我是范雨素》爆红网络。“范雨素的写作视角，以及文字中所蕴含的力量、大爱，触动人心，值得关注。然而，与其紧追范雨素这一个体不放，何不透过她去关注他们这一群体——新工人，以及新工人文学，这或许更有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青年批评家崔柯表示。

　　据崔柯介绍，新工人近些年才在学界被提及，因为“农民工”已经不能描述现在这个群体的实际状况。准确来说，新工人就是户籍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里通过自己劳动换取报酬的劳动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称他们为农民工或打工者，这个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到现在为止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有将近3亿人，而和这个群体相关的还有3000万的留守儿童和将近5000万的留守老人。”崔柯告诉记者，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公布，提出这个群体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新型劳动大军，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针对新工人的社会文化实践渐趋活跃，以此关注新工人群体的劳动和生活状态。成立于2002年的工友之家，是北京五环外的皮村人气最旺的地方。这里有自己的剧场，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在这里主持过几届打工春晚；有自己的文化艺术博物馆，陈列着中国打工史，以及新工人形成后的文化艺术；有自己的图书馆，墙上贴着详细的借阅制度，书架上不乏现当代文学经典；还有影院、互惠商店、供打工子弟上学的同心实验学校等； 2002年成立了新工人艺术团， 15年来出版10张专辑，为各地的工友演出，艺术团还用简单的摄像机拍摄了讲述农民工进城打工故事的故事片。

　　范雨素参加的文学小组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实践形式，得到了学界和社会文化界人士的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青年批评家张慧瑜2014年下半年至今，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工友之家参与了文学小组课程的教学工作，每周日晚七点半到九点半上课，主要涉及社会新闻、文学鉴赏、工友的作品分析等内容。除范雨素外，文学小组还涌现出了郭福来等优秀的创作者。“不要小看身边的这些人，他们也许是诗人、歌手，或是作家，只是缺少展示的机会。”张慧瑜说。

　　北京“协助者”“同心希望家园”、武汉“新晨工友家园”、天津“国仁工友之家”、杭州“草根之家”、苏州“苏州工友家园”……近年来，一系列针对新工人群体的社会组织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正在以春雨润无声之势提高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文化素养。然而即便如此，崔柯表示，从参与的人数或研究成果来看，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还是不够的，“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个关于打工春晚的讨论，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发现，针对打工春晚的文章几乎没有，更别提专门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包括对这类文艺事件的反应，最多也就是一段时间的热度，深入研究以及后续持续关注还是比较少。”

　　不同于近些年发展迅猛的融合新的写作方式和新的商业模式于一体的网络文学，新工人文学没有便捷的传播渠道，没有固定的受众，更不具有商业性和消费性，一些好的作品只能在圈内传阅，像范雨素这样“幸运”的少之又少。张慧瑜表示，如果范雨素爆红网络这件事能够给更多的人们提供机会去全面、立体地了解新工人群体，关注他们的创作，无疑将起到正面积极的引领作用。“打破无形的墙或者意识到有墙存在，可能就是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