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徐东近年来主要着力于都市题材创作。他创作的都市系列小说，因其对都市情爱伦理的深度思考与作品风格的独特性在当下的都市小说创作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徐东擅长于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相互辩驳或自我辩驳展示新世纪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价值追求，作品人物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色彩的内心激烈对话使其作品别具深度，正如著名作家张炜所言，“徐东的小说是他的生命形态、生命部分，他的小说是他悠远而又切近的个人独奏，他艰难地埋葬着人的孤独与悲伤，竭尽所能。”他的最新小说集《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进一步将这种风格推进到极致。

　　《消失》中的孙勇与李明亮在性格、价值追求方面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同样身处“草根”地位却服膺于时代的“成功哲学”，幻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高富帅”，能够拥有“白富美”。在《消失》中，李明亮的内心对话变成了孙勇在好友李更面前不断的自我剖白，使得主人公的价值追求通过人物对话得到了更酣畅淋漓的表达。孙勇之所以敢于在李更面前暴露自己赤裸裸的自私、功利的想法，实质上是因为他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哲学，并非他一人所有。也因此，他的下场并不出人意料。当他决定抛弃表演学院学生小江时，同样崇尚功利的小江当然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便宜他，由此间接导致了孙勇的撞车死亡。小说细腻地描述主人公在情爱冒险中的心理矛盾与困惑，主人公内心时刻自我对话使小说带有浓厚的哲理思辨色彩，令人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哲理小说《罪与罚》。有意味的是二者都表现了资本对传统伦理的潜在影响与侵蚀。

　　如果说《消失》更多关注当下都市年轻人的情爱伦理及幻想的话，那么《洗脚》则将目光对准了都市的“成功人士”，对准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略有资产的中年人。《洗脚》中的叶代、赵涌、胡英山、李江河等，都是在深圳已经有一席之地的中年人。他们都曾经是有一定理想追求和文化抱负的人，所以一听说“我”要召集大家投资一个艺术片，都愿意出资赞助。但这种文化抱负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多年的都市生活已经养成了他们日常只以搓麻、洗脚等为乐，还演出了各种情感怪剧。小说揭示了这些城市“中产阶级”内心的空虚与苦恼，笔含讥讽但又不是简单地谴责，而是尽量展示他们的内心逻辑，使我们对这一都市群体的伦理状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徐东对哲理思辨的喜爱在《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篇作品跨越了纪实与虚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可以称之为一次先锋的“跨文体写作”。小说中的一句话解释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题目的含义，“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乞讨者——人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叫颜色的人，都有一个上帝。”通过作品的演绎，这句话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人人皆有神性，都可以成为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但因为欲望和物化，我们贫瘠到成为精神的赤贫者、乞讨者。作品以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扮演乞讨者的行为艺术为中心情节，穿插了“我”的梦幻与呓语。最终这些梦幻与呓语证实是出自一个精神病人的妄想症状。这个精神病人即“我”恢复正常后记录了这一过程。这是一篇新时代的《狂人日记》，它表现的主题是“物吃人”也就是当下都市中人性被物欲所异化的现实。“我认识到许许多多的人走进了误区，认为人与桌都同样是物。这是物化的世界的一种悲哀。”在当下都市中，人的价值往往与其附带的物的价值有关，这的确是一种异化的悲哀，是资本伦理对人性的一种扭曲。当作品已经成功地表达了主题，它属于什么文体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对于徐东而言，小说代表着对各种可能性的思考，“小说中的人物在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地引领我们生活和思考，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与我们人生体验相似的感受，使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并不觉得过分孤单，使我们更加理解和包容我们这个有问题的世界，并从内心里产生一种情感，祝愿这个世界更美丽，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更好！”迄今为止，他对小说的题材与形式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尽情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卓有成效让我们相信徐东将引领我们看到更多文学与人性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