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讲话》精神  繁荣文艺事业

　　陆克寒

　　一  《讲话》的基本内容与精神

　　七十年前，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领导人，出席了座谈会第一次大会和第三次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毛泽东讲话后整理成文，题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由《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这是《讲话》文字稿首次公开面世。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毛泽东选集》，《讲话》被收入其内。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讲话》经修改被再次收入选集中。《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文本，是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文献，也是现代中国一份重要的文艺论著。

　　《讲话》分“引言”、“结论”两大部分。“引言”为毛泽东在座谈会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他开宗明义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引言”中，毛泽东把“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视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中“文武两个战线”，并进而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必须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引言”的立意在于：明确座谈会目的与主题、启发与会者思考与交流。

　　“结论”是毛泽东在座谈会第三次大会上的讲话，是在与会者畅所欲言“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所作的总结报告。毛泽东首先肯定：“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同志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接着，他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由此而归纳“我们现在的问题的中心”，“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回答“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而“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得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回答“如何去服务”这一问题时，毛泽东着重论说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认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其间涉及文艺创作的“源泉”，他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政党领袖的报告，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与政治导向，代表了其时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文艺的系统认识，表述了中共对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与意见，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因为毛泽东本人具备非凡的社会洞察力和理论概括力，兼有深厚的文艺素养，《讲话》因而具有学理内容与学理深度，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哲学基础，分析、阐释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并且吸收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有益成果，尤其吸收了此前革命文学理论探索的历史积淀——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常州三杰”之一瞿秋白同志所作的理论贡献，《讲话》因此具有深厚的学理性。强烈的政治性与深厚的学理性，交融互渗，构成《讲话》的基本精神。

　　二  《讲话》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就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次日，统一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认为《讲话》“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通知”因此《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读文件。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下发《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文艺工作者研究、实行，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登载了《讲话》。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时称北平）召开，会议确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方针，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讲话》的历史意义与作用在于：

　　一、统一了革命文艺界的思想认识。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汇聚了大批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怀抱着革命热情，但因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秉持不同的价值立场，对革命文艺存有认知差异甚而是认识谬误。《讲话》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明确了革命文艺的政治归属与政治内涵，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指明了革命文艺队伍作为革命的“文化战线”组成部分的社会属性，阐明革命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由此在革命文艺的根本属性与基本方向上，统一起革命文艺界思想认识。

　　二、提升了革命文艺的理论品格。 现代中国革命文艺初兴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亮出“革命文学”的旗号；三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对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作出了艰辛努力，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苏俄革命文论的译介，他运用革命文论解析中国革命文艺现象的文艺批评尝试，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与历史贡献，但“左联”的理论探索与文艺批评，因教条主义病弊而存在较严重的理论偏颇与批评失误；《讲话》坚持反教条主义的思想原则，从社会现实出发探究、阐述革命文艺问题，在总结此前革命文艺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论说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艺家的思想立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文艺批评的原则与标准、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其论说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辩证逻辑性，由此提升了革命文论的理论品格，将之上升到理性思辨的学理高度。《讲话》标志着中国革命文论的理论成熟。

　　三、推动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大发展。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深入民众生活，研究社会现实，并在文艺创作中积极探索大众化、民族化方法与途径，进而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崭新局面，涌现出一批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作家，创造出一大批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长诗《漳河水》，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等。

　　三  《讲话》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讲话》问世于七十年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它表述着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战争年代对革命文艺的指导性原则与系统性认识，战争背景与革命语境是《讲话》政治性、时代性的突出表现。今天，较之于七十年前，时代主题与生活内容均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与全球化的语境，构成我们时代及其社会生活的基本特质。

　　第一、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崇高的精神追求，构建高尚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把自身的思想立场转移到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工农兵方面，把文艺创作的立足点转移到为为人民大众及工农兵服务上来，其立论虽然具有战争背景和革命话语的特殊历史内涵，但却涉及文艺工作者主体世界构建这一普遍性、永恒性问题。当今社会的时代内容业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文艺家主体世界的建构依然是发展文艺事业、繁荣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面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时潮流俗，当代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崇高的精神追求，构建高尚的精神世界，将真善美的品格，内化为自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并以真善美的创作精神，自觉而积极地投身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的伟大事业。

　　第二、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生活，研究现实社会。

　　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研究社会，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文艺作品，这是七十年前毛泽东《讲话》所表达的一个基本精神，他说：“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其间包含着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即：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唯有表现真切的社会生活，才能获得广泛的读者、观众，才能发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文艺工作者不应做生活的“看客”，也不能“生活在表面”，应该切入生活内里，洞察社会心理。文艺创作不能一味忘情于“穿越”、痴迷于“虚拟”，应该关注现实社会，表现现实人生。文艺作品不能一味聚焦于帝王将相、权贵富豪，应该关切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表现大众及底层的生活境况与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