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亿万信息都唾手可得的时代讨论文学灵感呢？” 6月13日，在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发言直指本次论坛主题：创作与灵感。为什么要在此刻将灵感设为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铁凝的回答是：“就因为获取信息，特别是各色八卦信息太过容易吧？就因为这些无需想象、不必殚精竭虑、更不惧文字简陋的社会情报对文学可能的淹没和蹂躏吧？就因为一条网络信息中的社会影响，有时能够轻易覆盖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吧？就因为时代的诸多不耐烦和作家自身诸多不耐烦的顽强干扰吧？如果真是如此，那便是文学的失败。当一个信息社会自信而响亮地踏上经济高速公路时，写作和在拥抱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时，更应该有能力留神文学的险情。”

　　信息时代，灵感以何种方式降临？

　　灵感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信息时代，神秘的缪斯会以何种方式降临？

　　先来看看作家莫言的经验。三十多年前，莫言初学写作时，为了寻找灵感，他曾多次深夜出门，沿着河堤，迎着月光，一直往前走，一直到晨鸡报晓时才回家。莫言说，在那些个月夜里，他自然没有找到什么灵感，但他体会到了寻找灵感的感受。那些月夜里他所感受到的一切，后来都成为他灵感的基础。莫言的灵感来源是多样的。有的来自梦境，比如“透明的红萝卜”这个意象。有的来自异国，比如《白狗秋千架》的开篇：“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实际上，高密东北乡从来也没有“白色温驯的大狗”，它是川端康成的黑狗引发出的灵感的产物。莫言曾从报纸的新闻上获得过灵感，譬如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就得益于山东某县发生的真实事件。莫言也从偶遇中获得灵感，譬如他在地铁站看到了一个妇女为双胞胎哺乳，由此而产生了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构思；在庙宇里看到壁画上的六道轮回，由此产生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主题架构。

　　论坛上，铁凝分享了她从阅读中获得的灵感的故事。十几年前，铁凝在韩国曾读到报纸上一则故事：一个年轻人的自行车坏了，他想扔掉再买辆新车。祖父对他说，你应该学着修一辆自行车。年轻人对祖父说，如今谁还会自己修自行车啊。祖父说，如果你的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一扔了事，那么有一天你的脑子坏了你也要把脑子扔了吗？灵魂出了事你也要把灵魂一扔？这个朴素的故事引发铁凝写了短篇小说《蝴蝶发笑》。在铁凝看来，那位韩国祖父和晚辈的对话其实涉及到现代人对进步或者退化的困窘。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牙刷，一次性纸杯，一次性水笔……一次性的器物给现代生活带来巨大方便，但铁凝认为，文学的本质却要抵抗生活中诸多的“一次性”。

　　1975年出生的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从社会问题中获得灵感，这些灵感，有着独特的网络时代特色。比如他的作品《无脸裸体群》，描写的是约会网站上认识的男人和女人热衷于上传“无脸裸体”照片的故事。女主人公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实本分的地方中学教师。刚开始时，女主人公认为跟约会网站上认识的男人交往的自己，和在网站上上传照片的自己，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只不过是表演出来的“虚假的自己”。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最多只与几个人有过短暂的关系，但在网上却得到几万男性的热烈支持，这便成为一种奇妙的平衡关系，让她能够为此忍受现实生活的无聊。在小说《在费康》中，平野启一郎从略微不同的角度重新探讨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日本有一些所谓“自杀未遂”的人，他们切手腕、大量服药，对“自杀未遂”行为形成了依赖症。平野启一郎发现，这些人绝不会选择确实能致死的方式自杀。通过对小说中人物的死进行思考，平野启一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伤行为其实并非要扼杀自己，而是要扼杀“自我形象”。他们并非真想死，反而是因为现在自己活得太痛苦，所以要否定自我形象，试图获得新的形象。由此，平野启一郎形成一种新的人类观：人并不是只有一个自我，以它为中心同时拥有多个假面；人其实有多个自我，这些自我会根据人际关系及场合的不同而变化，而这些不同的自我各自所占的比例则构成了一个人的“个性”。平野启一郎说，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思考，与其说是对身份认同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不如直接说是源于他自身的苦恼，他从书籍与社会问题中获得灵感，但他会去深入探讨的都是自己有强烈共鸣的东西。

　　中国青年作家阿乙觉得灵感无处不在。比如与他从小害怕演讲，上台会面红耳赤，眼睛不敢与观众对视，说话也不利索；他害怕在舞厅里被人拉到聚光灯下跳舞，蹦迪时，其他人那么自如，而他则像一只被手电筒照得发呆的青蛙。有一天，阿乙突然觉得这也是灵感。有人说，世间无事不可写，阿乙非常认同，他觉得灵感如此之多，有时让他像驴子在两捆草之间一样焦灼不安。对很多人来说，灵感是转瞬即逝的，但阿乙说，不要害怕灵感丢失，丢失了也就算不得什么灵感。“在几个月甚至数年之后，那个还缠着你的念头，才是你非写不可的命题。我发现大多数的灵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总有一两个像是可怕的兽，在你腹中暗自长大，直到撑得你难受。”

　　现实荒漠上的灵感只能是语言的春梦？

　　“灵感不是外来的，而是从我们自身被激发出来的。”

　　“一个荒疏于阅读，又无力无心体认身边世界的少年，那些所谓的奇思妙想，大多数都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一场语言的春梦。”

　　一个观点强调灵感非外来，一个则说离开身边世界灵感只能变为语言的春梦。韩国作家李承雨与中国云南的作家雷平阳，他们上述对灵感的看法在此次论坛颇有代表性：韩日作家很多谈到自我内在激发的重要，中国作家则普遍更看重现实生活的历练与阅读的积累。

　　李承雨提到，心理学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即人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大多集中在十岁到二十岁之间。这是因为记忆与各种“初次体验”有关。人类十岁到二十岁发生的事情，如初吻、初次约会，都会如闪电被铭刻于心。相反，长大后经历的事情，大多只是重复过去，也缺少足以改变人生道路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轻车熟路，直至发展到无论遇到谁都不会再激动兴奋。李承雨说，那些包含“一直”“经常”等副词的认知态度致使专注度下降，妨碍灵感的激发，包含“还未”或“初次”的事物才为灵感所钟爱。通过这种心理学上的发现，李承雨觉得灵感不是外来的，而是从自我“被激发”出来的，只有这样，作家才不再是被动地承载或记录内容的容器或纸笔，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创作者。

　　日本作家茅野裕城子尝试写小说之初也祈望通过某种外在的方式让灵感降临，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灵感助推器，比如音乐、电影、某人的作品、咖啡等等。“勉强说有什么灵感助推的话，就是我自己。我几乎每天都会做十分有意思的梦，然后把梦醒前看到的景象加以改造、拼接，加入到正在写的东西里去，由此看来，我可能有时把梦作为了自己的灵感来源。”

　　与上述韩日两位作家不同，雷平阳在写作中越来越感受到现实生活启发写作的重要意义。在雷平阳的理想中，诗歌是优雅的、高贵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在诗歌写作的初期，他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妄念，一味地冥思苦想，总以为脑袋里的文艺女神会助自己一臂之力。但事实让雷平阳认识到，一个荒疏于阅读，又无力无心体认身边世界的少年，其写作是多么的苍白。雷平阳说，后来是山水拯救了他，给了他写作的力量。“山水与旷野，当它们向我扑来，当我寄身于他们中间，特别是后来，随着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中国，到处都涌动着拜物教的海啸和建筑暴力之时，我从山水与旷野的巨大身躯上觉察到了与之对峙的肃穆和崇高。”雷平阳说，现实生活带给他的震撼与胁迫，不仅彻底取代了灵感似的写作，而且将他引向了试图动用山水反抗工业文明的精神战役之中。

　　“灵感虽然如此轻灵，但支撑它存在的，是作者笨拙而长久的内心积累。就这个意义而言，灵感是笨的。”铁凝对灵感解读，与雷平阳有着内在的一致。她说：“灵感是一种唤醒，是对作家胸中沉睡的富矿的打开。我们到底该如何寻找创作的灵感呢？如同信息不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灵感，灵感亦无法捏造。像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飞升。也许，寻找就是不寻找。等待就是不等待。要得到灵感，就要先忘掉灵感。这其实是一种积极的遗忘，当我们把全部的情感、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把对生活不疲倦的热情，投向对人生世相的追问和对生命的诚实体察时，灵感才会不期而至。”

　　莫言说，灵感有大有小，小灵感来自日常生活，大灵感则要有大事物的激发，只有大灵感与小灵感结合起来才能写出好作品。作家获得灵感的方式千奇百怪，因人而异，可遇而不可求。灵感又大量存在，无论用什么方式获得灵感，要成为一部作品，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材料。一部好的作品，必是被灵感之光笼罩着的作品，而一部平庸的作品，是缺少灵感的作品。作家祈求灵感来袭，就必须深入到生活里去，作家希望灵感频频降临，就要多读书多看报，作家希望灵感不断，就要像预防肥胖那样：管住嘴，迈开腿。“从这个意义上说，夜半三更到田野里去奔跑也是不错的方法。”回顾自己最初的创作道路，莫言幽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