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段时期以来，抗战剧制作和播出密度呈现“井喷”状态，已成为国产电视剧中最为稳定的类型。显然不能将其仅仅归于“纪念年”、“纪念日”的需要，抗战剧的勃兴更是国家文化政策扶持、时代性社会心理需求以及大众审美趣味变化等因素相综合的结果。战争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创伤记忆中的核心部分，不断地通过各种影像方式反复书写战争与人的命运，这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行为，很多情况下有利于民族的信念的反观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具有被集体认同的正向作用。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一题材创作守正创新，以质换量，走向经典。

　　不存在“过量”的问题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以3500万同胞的被难和第一次反抗外侮取得胜利显示了国家力量、民族精神和“国不灭亡人不灭种”的希望。抗日战争，并不仅仅作为历史过程或历史知识存在着，而是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紧密相连。以大众影像方式对其回忆、表达和解读，正是保持这种历史连续性的方式。抗战成为影视剧的热门题材，从哪方面讲都不存在“过量”的问题。从宏观上看，在尊重历史与坚持美学追求语境下建构的抗战叙事，借助影视佐证历史、再现生活，在揭示人物命运中释放中华民族精神的正能量和集体记忆，使之具有历史价值、观赏价值和现实价值，是其最亮丽的风景线。

　　从早期的《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地雷战》到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思想的解放、史料的解禁，抗战题材剧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真实，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尤其对国民党坚持正面战场，以及其他一些非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战有更多新的开拓。1986年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甚至促进了两岸关系的改善。近几年还有一些剧如表现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的《血战长空》、《远去的飞鹰》、《长沙保卫战》、《我的特一营》，以及表现非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日的《水上游击队》、《永不磨灭的番号》、《打狗棍》等，使抗战题材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拓宽到全民抗战。这些“品质剧”“良心剧”思想和审美品格在于：展现了在历史困境下的悲壮与崇高，以及在故事中塑造的一个个视死如归的英雄个人和群体。如前所言，抗战剧本身不存在“多”的问题，问题在于的确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比如，在抗战正史大剧方面，我们至今还未出现一部如《南北乱世情》那样表现美国南北战争的经典史诗剧，《战争与和平》那样表现拿破仑征俄的经典性作品……“抗战剧”表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内容，所反映的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严肃的。它要在所展示的矛盾冲突中揭示出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力量的趋势，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这就要求“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所呈现给观众的内容，应该是历史的、真实的、严肃的。

　　当下抗战剧创作中，有许多历史的、审美的方法和态度以及经验教训需要总结。突出的是，不能用娱乐化的态度，以娱乐化的方式处理严肃的、复杂的“抗战”，更不能以廉价的乐观主义、廉价的英雄主义制造“雷”剧，让观众获得浅薄的满足、愉悦，欺骗历史，忘记历史的教训。而当下某些电视剧为娱乐化大潮裹挟的确偏离了理性轨道。如过分热衷于特殊人群，出现了土匪抗战、和尚抗战、尼姑抗战、妓女抗战等；又如不认真讲故事却热衷编造手撕鬼子、枪打飞机等雷人情节等。这些非品质的创作不仅备受观众诟病，也将大众审美趣味拉下，并拉大了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经典作品的差距。因此，品质和品质引导已成为探讨当下抗战剧创作的首义。可喜的是，近期一些“品质剧”无论是作为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献礼剧，还是为观众提供的优质观赏剧都可圈可点。如近期热播的《东北抗日联军》正面表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史，被称为一部有诚意的向东北和全国人民的“尽孝之作”、“史诗之作”。而以上海沦陷区为背景的《红色》则采取民间视角，以似憨似傻的小人物徐天为抗战大潮所裹挟，为了正义和对田丹的爱，向着抗战英雄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力求以个人的性格来凸显他们经历的时代性格，以个人的叙述来佐证时代的宏大叙事，以此集合成较大规模的历史图景，向观众提供完整的历史认知。

　　“扫雷”与“去神”

　　抗战剧的品质引导首先在于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正确还原历史语境。中国抗战影像叙事走向经典，必须以严肃的态度、理性的创作、客观的叙述、多元的视角、丰富的影视语汇，在尊重历史与坚持美学追求的语境下构建。只有在历史与美学的框架下尊重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扫雷”、“去神”。照业内人士的经验，创作一部抗日剧，先要熟悉历史，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实地采风，确定大致的写作主题和框架；在详细研究目标历史阶段后构思故事，大到战争再现、军队番号与编制、各种武器装备与设施，小到服饰特征、饮食习惯、语言特点等都不可凭空瞎编，而需要下足功夫苦心研究；将故事细化成剧本大纲，着力塑造人物，一般抗战剧大多是群戏，要涉及大量的人物塑造和关系构建；正式写作剧本，划分段落、梳理节奏、精炼对白，反复调整和修改后才能最后成稿。依这样一个流程，即便是最有才华的编剧或者编剧团队，耗费的时间和心血都是难以估量的，绝非数月之功就可速达。但如果制作单位已经与合作电视台达成某种默契而特意“赶工期”，以上创作规律便置之不理了，大致拉个漏洞百出的故事线，找些编剧或者“枪手”，夜以继日用粗糙不堪的桥段和台词将剧本填满，就可以开始拍了，甚至开拍的剧本根本没有完成，边拍边改或者边拍边写，或者干脆让演员临场即兴发挥都属于“正常现象”。这样的创作流程，时间是省下了、成本也省下了，剧作质量也丧失了底线和分寸，和豆腐渣工程本质上没有区别，不出神剧、雷剧、空心剧才怪。而一些品质剧则相反，走进历史又走出历史，在历史真相与艺术想象上做足了功课。《长沙保卫战》在真实还原“铁血将军”薛岳指挥的长沙保卫战历史原貌的前提下，用合理的历史逻辑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审美的平衡点从而达到了历史理性与现实激情的统一。《我的特一营》作为一部正面表现国军抗日的剧作，准确还原了淞沪战争后中国军队虽奋力抵抗，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但并没有阻止住侵略者对中国大陆的侵犯。而国民政府组织的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战役，则是一次粉碎了日本不可战胜神话的战役，一次载入史册的战役。表现这一战役时，《我的特一营》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上层的作战决心与部署和“人在阵地在”的赴死决心，正面表现了国军官兵奋勇杀敌，付出惨重牺牲后终获胜利。所有向着经典前行的剧作都把功夫下在了认真研究历史，正确还原历史语境上，以期使剧作发挥历史教科书的认知作用，体现出对历史的高度尊重以及勿忘国耻、缅怀英烈的叙事主旨。由于主创专注于还原历史框架，还原真实的战斗细节，用客观、理性、均衡与自省的逻辑书写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诗篇，在这种整合性的书写中，以往由于时代和知识原因造成的缺失、偏见与伤害在构建和谐社会、描绘“中国梦”等新的社会语境中获得正面积极的修复，从而使剧作承载起民族共同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

　　如何讲好抗战故事

　　抗战剧的品质引导还在于深入挖掘主题内涵。从国际影视场域看，近几十年来，战争叙事已越来越多从传统民族主义视角下的英雄叙事转为反思现代性战争视角下的创伤叙事。即不仅着重表达战胜方在战争中的无畏、壮美，也关注战争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悲剧命运以及究竟为何会导致灭绝人性的残暴——在与后者相关的记忆图示中，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至于置身事外。也就是说，战争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因“裤裆藏手榴弹”等雷人情节病态趣味一再引发的热议，迄今为止大多数批评并未击中要害，这类作品的真正欠缺不在于无限制的戏仿，而是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一些抗日剧中，敌人几乎个个丑陋、无能、残缺，等待着命中注定的毁灭；只要正义的枪声响起，就必然如木偶般倒下。在这一语境下，敌人是被随意摆弄的玩偶，不是有顽强战斗力与生存意识，有血有肉的人。手撕鬼子之类的情节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敌人已经被当作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抗日神剧的主创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敌人也是人。在成为入侵者的瞬间，他们确实犯下了原罪，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蜕变为物：这些日本士兵也是人类的成员，同样是暴力逻辑的牺牲品。因此，真正具有反思精神的抗战剧应该走出仅限于“仇恨”的主题范围，应当拷问仇恨的逻辑。正义之师所抵抗的不仅是特定的鬼子群体，而是隐藏于人性中的恶。需要穿越的不是敌人的墓地，而是人类精神中的黑暗地带。追溯历史、再现战争，其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于要记住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让那段苦难的历史不再重演。回望世界语境中的二战影像，走的是一条不断深化和升华的道路——从生硬再现到艺术再现，从宏大的战场到人性的刻画。常常为我们所称道的前苏联反法西斯题材的影视剧就经历了创作主题的几次重大改变。开始从全景性的以史讲史，从统帅部写起，到各个战役的主要战场史诗般的大制作进而发展到从下层军官的视角看卫国战争所谓“战壕真实派”，乃至后者最后几乎取代了前者。

　　如何讲好抗战故事，如何讲好反法西斯的故事，是中国影视人必须直面的美学命题。对民族创伤记忆的不断构建，并不意味着自闭的怨憎书写，而应该成为与全人类对话并担当共同命运的尝试。从享誉世界的战争题材影视剧《桂河大桥》、《现代启示录》、《野战排》、《全金属外壳》、《生于七月四日》、《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钢琴师》、《太极旗飘扬》、《漫长的婚约》、《圣诞快乐》、《拆弹部队》、《太平洋战争》、《国土安全》等作品中，我们发现的正是这样的逻辑与胸怀。

　　这些欧美的经典影视作品，并没有把纳粹的屠杀降格为专属为犹太人的生存道德和宗教问题，而是把避免欧洲犹太人遭受悲剧再次发生当成是必须承担的普遍责任，这是一种足以超越民族经验而与人类普遍体验相融汇的视角。再如前苏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叙事主体转向了战争中的人性丑美对决，邦达列夫的《岸》甚至写到了苏联红军在占领德国以后和德国女子的爱情，从而在更深的人性层面上实现了历史、艺术和观众的互动。只有对历史达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从“以史讲史”到“史中有诗”，抗战影视剧才能够跻身于世界最优秀的反法西斯题材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