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人并不知道远在美国的雨果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奖，但自从刘慈欣获了这个奖后，原本就已经销售了上百万册的《三体》更火了，北京的一些大型书店里，《三体》甚至卖到脱销。

《三体》的获奖也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不久前，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了“《三体》与中国科幻原创力”研讨会，被评论家称为“两条平行线”的科幻文学与传统文学，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难得地有了交集。

《三体》获奖，偶然抑或必然

在世界科幻界，雨果奖和星云奖被认为是最具权威与影响的两项世界性科幻大奖，有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不过雨果奖中的“雨果”并不是指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而是指美国著名科幻编辑雨果·根斯巴克。

刘慈欣凭借《三体》第一部获得雨果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坦言其中有偶然性与幸运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必然性。在评选期间，因为出了“小狗拉票事件”，有人退出决选，刘慈欣被后补上去。但是吴岩认为，雨果奖有多部提名作品，最终选择后补的《三体》，这至少说明《三体》和之前进入决选的那些作品是平齐的，这是刘慈欣获奖的必然因素。

长期研究科幻文学的吴岩认为，刘慈欣的作品写得好，并不在于他是个天才，而是在于他持续不断的写作实验。山西阳泉娘子关，这是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陌生、偏远的小地方，刘慈欣就生活在这里，在当地发电厂任工程师，业余从事写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就开始了科幻创作，但最初的10年很不成功，默默无闻。在90年代后期，他的短篇小说开始获得读者的认可，在《带上她的眼睛》《流浪地球》《地球大炮》《乡村教师》《中国太阳》等作品中，刘慈欣按部就班地一点点尝试采用科幻小说表现人物情感、宏大科学创意以及跟中国现实结合。等这些都已经就绪，刘慈欣才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并最终获得成功。

刘慈欣获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吴岩认为是对翻译家与出版社的精挑细选。《三体》第一部的译者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他是比刘慈欣还大牌的美国科幻作家，曾获过美国五大科幻奇幻类文学奖。美国人购买《三体》，吴岩认为一半以上的人是冲着刘宇昆去的。《三体》的英文出版也是选择了专业的科幻出版社。吴岩的学生翻译了《三体》的第二部，吴岩说，光是翻译中要改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比如对女性不平等的描写，有十处以上必须得改。

“《三体》获雨果奖值得好好研究。比如像刘宇昆这样的人，他在美国下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工夫，你要不要给他一个国际传播奖？”吴岩说，刘慈欣获奖不仅带有必然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刘慈欣的得奖高于莫言得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性的，对不同国家的作者会有一种平衡，而刘慈欣则完全是在美国的那套规则里得了奖。其实早在今年6月的美国纽约书展上，刘慈欣签售时就已经有人排队等候了，成为书展一大亮点，加上这次获奖，《三体》成为中国文学海外推广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大意义。

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也会有交集

《三体》不仅深受科幻迷的喜爱，很多搞纯文学评论的专家也评价极高。早在2010年有机构评选年度最佳长篇小说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就推荐了《三体》。此前他刚巧看过《三体》，当时就觉得非常不错。不过在推荐时陈福民心里依然非常忐忑，因为评委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传统文学、严肃文学的专家，他觉得这个推荐很可能会被人笑话。结果出乎陈福民意料，《三体》受到了很多评委，尤其是青年评委的赞赏力挺，最终上榜。

在文学界，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成见，纯文学、传统文学是严肃的、具有人性深度的，而类型文学则是娱乐的、肤浅的。但是在《三体》中，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就在《三体》中看到了刘慈欣所具备的传统作家的素质，比如他对爱情的描写、对历史的处理。在《三体》第三部中，一个男人安乐死前花300万买了一颗遥远的恒星送给他暗恋的女人，这个疯狂的举动毫无逻辑，正是这个举动，让“智子”无从破解。外星文明三体人发送到地球的“智子”能够监控人类的一切活动，阻断地球上最前沿的物理研究，却无法理解人类的“送星”行为。又比如在三体人的攻击面前，人类所有的计谋都是小儿科，但是“面壁者”罗辑的无为和无用他们破解不了，刘慈欣在这里面保留了人类文明的种子。从这些方面看，张柠觉得《三体》跟一般意义上纯粹的科幻思维又不大一样，其中有很多人文主义的内容，这也是张柠阅读刘慈欣小说时被感动的地方。正因为刘慈欣的小说中有了历史、人性，有了对心灵深处的细微展示，张柠觉得《三体》称得上一部非常严肃的创作。张柠说，阅读《三体》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体验，除了获取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快感，还获得了一些文学阅读之外的东西。刘慈欣的作品向太空发问，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传统作家的局限，对于文学界来说是新奇的内容。

世界科幻文学的中心将会在中国

《三体》大热，让中国读者熟悉了一个词：“硬科幻”。吴岩介绍，从历史发展来看，科幻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支。欧洲的一支基本是主流文学传统，通过科幻反思、批判生活，包括后来的反乌托邦，都是走这条路。美国是另一支。为什么美国的科幻文学奖叫雨果奖？因为雨果是在美国确定“科幻文学”这个词的人，他第一个编了科幻文学杂志。雨果是工程师出身，他十分强调科幻小说在宣传科技方面的作用，反过来也强调科幻小说本身的知识含量。所以，美国科幻文学的特点是专业化、科技化、故事化，走流行文学的路子。美国科幻文学的故事性很强，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电影工业发展起来以后，科幻文学立刻影响了电影，今天的科幻大片主要在美国也正是这个原因。美国的科幻文学也被叫做“坎贝尔型”科幻，因为坎贝尔是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领导者。刘慈欣年少时代的阅读就是从这些“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家的作品开始的，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起，科幻文学为了得到主流文学的承认，突出自己的文学性，借助后现代文学的一些晦涩的表现手法去写科幻文学，这就掀起了“科幻新浪潮”。这一做法削弱了科幻文学自身赖以存在的根基，虽然目的是想取得主流文学的认可，但主流文学始终没有认可科幻文学的地位。吴岩指出，现在美国讲到科幻文学，就是指20世纪文学，因为它很符合20世纪科技、人和社会的关系，到了21世纪已经走向末路。吴岩很期待能找到更新一代反映现在这个时代的科幻文学。他很看好中国作家韩松，他认为韩松的作品已经跳出了原有的科幻传统。

世界科幻文学在逐渐衰弱，但这个“衰弱”，《科幻世界》杂志副总编姚海军认为要打一个引号。因为从文化产业来讲，出版仅仅是一个开端，美国的科幻发生了整个产业的升级，通过出版创造的利润早已不像过去那么多，真正赚钱的是影视、游戏，出版是支撑美国科幻影视、游戏的基础，如果没有文学，其他的发展不可想象。姚海军也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当美国和日本的科幻作家发现中国年轻一代对科幻的热爱时，他们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世界科幻文学的中心将来会在中国。

姚海军认为，今天中国科幻文学的问题是底子太薄，中国有第一流的世界性的科幻作家和作品，像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但是整个创作群体非常弱小。美国有相关的机制保障，有科幻作家协会，这些在整个科幻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吴岩也指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非常需要中国作协设立一个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目前中国的科幻文学被划入儿童文学，评奖也被归入儿童文学奖之中。吴岩说，儿童文学不是不好，甚至在科幻文学发展最艰苦的时期，儿童文学曾保护过科幻文学。但现在科幻文学需要进一步研讨发展。比如，鲁迅文学院需不需要办科幻文学作家班？高校里需不需要有更多的科幻文学教学？需不需要设立一个科幻文学奖？吴岩说，这些都需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为科幻文学提供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科幻是否会有新的网络生存空间

北京大学副教授邵燕君多年来一直从事网络文学研究，她从网络文学的视角，思考了科幻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邵燕君指出，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中，一些主流文学期刊逐渐在衰落，读者量开始减少。但有三本杂志一直生存得很好，它们是《啄木鸟》《今古传奇》和《科幻世界》。今天看来，这三本杂志恰恰对应了三种类型文学，侦探、武侠与科幻。不过邵燕君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网络文学生长起来之后，中国的类型文学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但恰恰是在这个类型迅速发展的网络空间中，侦探、武侠与科幻都不发达，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衰落了。比如说侦探小说，本来是个大类，但是在网络文学中侦探并不发达，而是出现了变体，比如悬疑。武侠整体衰落，它的因素融入各种类型，比如玄幻、修真。科幻在网络小说中也是一个小类，真正引入网络空间的是奇幻、玄幻。

原因何在？邵燕君认为，这背后有文学的生产机制问题，文学创作也面临着媒介革命。“我们今天研究网络文学一直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而网络文学在中国风景独好？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因为中国纸版类型文学不发达。那么当网络空间进来之后，网络文学吞进了纸质文学最大的一块，涌现很多新作者，在网络空间迅速成长。”与此相反，恰恰是因为有了《科幻世界》杂志这么一个小众的、带有精英色彩的空间，中国科幻文学本身自有旋转的系统、成熟的作者和读者群，而且版权能够被保护，所以科幻文学不愿意进入到网络文学这样一个相对草莽的、存在各种盗版、各种低层次写作的不发达之中。但是邵燕君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科幻文学难道就一定是精英的、小众的吗？难道它一定要跟纸版的期刊和出版绑定在一起吗？邵燕君相信，在互联网2.0时代，在一个进入门槛非常低、大量粉丝群体和同人写作并存的生产机制里，也许科幻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生产空间和后继读者队伍。所以，如何在未来的新媒体时代发展科幻文学，这是邵燕君向科幻研究者和创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

架空与想象可以变成社会文化的主流元素

早在晚清时，中国就已经产生了科幻文学作品，科幻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部分。但是百年来科幻这一文类一直被压抑、被边缘化。为什么？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原来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架空、想象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世界。中国文学要么是张爱玲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要么是莫言、陈忠实那样的家族、革命叙事。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一定要反映紧迫的现实，作家脱离这个现实一定会受到批评。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的悲惨、牺牲、奋斗，都可歌可泣，作家不需要那么多的想象力，或者没有机会发展科幻的想象力，能把现实写好了就不得了了。这也造成了主流文学作品的沉重感、压抑感。中国过往的贫穷落后，也使得作家的想象力很难走到人类的前端。作家对未来的想象，只是“流水线送烧鸡”，随时可以吃，这样就很激动了。不管作家怎么想象，风筝不能断线，一定要投射到现实里面。

到了《三体》，虽然依然有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子，比如叶文洁的“文革”经历，就让很多人联想到了伤痕文学，张颐武指出，刘慈欣的高超之处在于他跳出了很多作家的局限，站在了所谓宇宙的立场去重新看这个世界。张颐武说，刘慈欣他们的出现是中国文学一个巨大的增量，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中国高速的成长包括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过程中出现的文学作品。在新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发展事实上给刘慈欣提供了想象的基础。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套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文学架构。这个架构，如果中国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生不了，产生了也会觉得荒谬。现在中国的年轻读者阅读刘慈欣的作品没有任何障碍，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好莱坞大片感受到架空跟想象的能力，即凭空编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基于中国文化的架空与想象，已经可以变成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甚至是主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