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搭乘一位青年曲艺演员的车，于是有了我们如下一段问答：“何时申报下届的中国曲艺牡丹奖呀？”“明年吧。你打算申报什么节目？”“还没创作呢，但有位大作家答应了我……”“现写来得及吗，总得排出来见观众吧？”“不需要，观众和评委的感觉根本不是一码事，拿出去参赛、评奖的和应付平时演出的完全是两个概念。你的作品如果没思想性，评委肯定说太浅薄；而若要深刻了，观众便说笑不出来不快活……我们团获奖的节目平常没人敢演，就是报幕时提一句演员曾获过什么奖……”“现在评奖都有演出场次的证明……”“得奖也是单位的荣誉，证明好开。”“你觉得劳神费力地参加评奖值得吗？”“值，实惠，证书评职称管用，和工资、待遇直接挂钩……”

　　这位年轻人说的自然、轻松，我的心却一下子变得紧张、沉重起来。脸，有些发烫，不是因为他而是由于我——我，也许正是被他所言中的“实惠曲艺”受益者。原来一直认为我的一级编剧职称、中青年专家称号、突出贡献奖得主等等，个个都是实至名归；但，被他不经意间地“敲打”，我的自信，乃至于自尊都受到了震动与冲击。我暗问自己：这些年创作的曲艺作品，即使件件都是心血结晶，即使它们其中不乏通过正常申报、评比渠道，获得过牡丹奖的文学奖、全国相声大赛创作奖及中国曲艺节展演优秀作品奖等若干耀眼奖项，即使有的被中国文联“百花迎春”春节晚会及央视“曲苑杂坛”等品牌栏目录制播放，即使有的曾被孙镇业、高洪胜、唐爱国、姚忠贤等名家搬到舞台或荧屏……但是，我似乎并没有追问过：它们究竟有多少具备“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品质？录制播放了就是唱得响么？获得奖励了就是传得开么？出版发表了就是留得下么？！而录制、评奖、出版的目的不就是要将它们唱响、传开、留下么？！倘若说，大雁迁徙，严寒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那么，对于我的“不自信”，这些年来的曲艺生态环境、价值取向或者说评价体系，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份反思与自省呢？！

　　还好，我的不自信只是一种不自觉。当我安静下来认真地总结、梳理，所发现的真相是：即使曲艺文学创作现状及其评价体系仍有诸多需要改进的缺憾，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环境的净化，曲艺艺术在一步步地由迷惘走向自省，“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正渐渐成为越来越多曲艺家的艺术自觉和价值取向。作为创作曲艺文本的作者之一，尽管我的审美尚未达到一种理想、理性的层面，但，由于在实践中能够有些总结与反思，作品的品质亦由当初的“寓教于‘闹’”、“寓教于‘教’”、“寓教于‘我’”，渐渐回归到了“寓教于乐”的曲艺美学本质。我将这个提升的过程概括成了四种不同境界——

　　一味创新的热烈——强调气势，热热闹闹丢个性

　　2002年10月29日，由我创作文本的鼓曲说唱《月亮升起》，入选第四届中国曲艺节， 8个来自山东莱钢集团的女工登上了首都长安大戏院的舞台。它的开始是这样：“中秋月圆照万家，家家乐（来）乐家家。迎中秋，忙坏了大吕家、老刘家，赵钱孙李小郑家——一群漂亮的女人家。”

　　内容决定形式；体裁、形式只能服从、适应于作品内容、题材的表现。发生在一群漂亮女人身上的故事，最恰当的形式唯有通过一群漂亮女人演绎。倘若追问我创作该作的初衷，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回避不了：首先是“市场”；其次是“创新”。当时的企业文化呼唤曲艺，因为曲艺能够满足它们需要的直接表白——尽管“直接”是包括曲艺艺术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间接”之天性的大敌，但是比较舞蹈等其它形式，很多企业文化将目光依然投向了可以用语言表述的曲艺。所以，舞蹈快板、音乐说唱等形式、体裁便应运而生，甚至一度成为企业文化，乃至于政绩文化的形象代言。严格地说，这种需要与曲艺艺术的自身市场并无多少联系，但对我等在迷惘中有些失落，以至于手足无措的曲艺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体现的平台与机会。而我所言的“创新”，今天看来，同样是与真正意义的艺术创新没有关系的迷惘。应该说，我的迷惘在当时并不孤独。在一个将“创新”喊得地动山摇，无论任何艺术形式皆以“上电视”为最高价值体现的时候，忽略“满足受众听觉为主，辅助于其视觉”的曲艺个性特征，削足适履地去适应“读图时代”人们的欣赏习性，导致了我与很多曲艺文本作者的盲目“追风”。我曾经在现场聆听过一位大牌电视曲艺导演对创新这样解释：所谓创新，就是原来没有过的。我在一旁自语：这不是发明吗？！由此可见，对艺术创新的理解，当时并不像今天这样清醒与认知。我翻阅过第四届中国曲艺节的节目单，它的7场晚会中， 4人以上的集体节目就有18个之多，占了总数的26 . 4 %。其中，演唱快板书的张志宽、李少杰等，本是全国顶尖名家，但为了强化气势，他们演唱的经典李派快板书《长征》，亦是由5个人共同完成的。8人演出的鼓曲说唱《月亮升起》进京演出，被写进了莱钢企业文化的发展史，成为其光鲜亮丽、耀眼夺目的一笔。但是它却写不进曲艺发展的史册，因为它最多属于“泛曲艺”的范畴，或者说它只是将音乐、舞蹈、表演等装进了一个“曲艺壳子”，尽管它的音乐与视频制作大气磅礴，甚至可以说接近于美妙绝伦。可惜，莫说“传得开” 、“留得下”了，就是“唱得响”也很短暂——追求视觉热闹的东西往往经不住时间的品味。有人很形象地说，“它们”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或许个大有力，但它却无法传承。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艺术的灵魂在于个性。我们曲艺的创新只能在强化而不是稀释其艺术个性，即丰富而不是削弱其独立性特征的前提下去追求和实现。曲艺艺术当然应当注重扩大它的受众群和影响力，但务必记住它所面对与期待拓展的是曲艺的“市场”，即振兴的绝不该是曲艺人创作或演出的歌舞、戏剧等演艺的其它形式。这让我想起一件发生在身边的事，有家剧团地处闹市的演出场地经营不善，提出内部承包。附近的快餐店听说，拟以高出承包价10倍的价钱租赁，被剧团以政策不允许而拒绝。我听说后从心底为我们的“政策”叫好：“精神食粮”的价值当然不能用“金钱数额”为衡量与判断尺度——同理，我们曲艺也有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立性价值。曲艺需要创新，亦需要市场，增强创新、市场意识，最终目的是提高曲艺自身的竞争力，而绝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市场而“市场”。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对有益探索应给予积极、热情的关注、鼓励；但我认为，比关注、鼓励更重要的，是对它善意、科学、理性的批评、引导与指导。2002年元月，我创作的少儿曲艺说唱作品《大拇哥》，在杭州获得“‘小牡丹奖’全国少儿曲艺邀请赛”一等奖，之后参演的16个活泼可爱的小演员接受了浙江电视台的采访。当记者问，你们获奖的节目是什么形式呀？孩子们异口同声地高喊：舞蹈！

　　一旁的我，呆若木鸡，无地自容，脸上像是被人抽了一记耳光……

　　激情燃烧的热血——追求完美，高高大大少魂魄

　　2004年秋天，我完成了河南坠子《大鼓槌儿》的创作。这个作品是我流着眼泪写成，所以我至今不认为它缺少真情。当时，面对中国足球的屡战屡败，我以一个足球迷的视角，写了一个小女孩儿找球星为她的球迷爸爸签名字的过程与故事。由此，我获得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文学奖； 2005年，青岛市曲艺团的河南坠子演员王新玲携它参加了山东省文化厅的曲艺汇演，作品与她双双获得一等奖。很遗憾，《大鼓槌儿》的命运没有像它塑造的那位“永不退却”的球迷，当它成就了一位作者和一位演员获奖过后便退出舞台。诚然，它退出的理由不止是更适合汇演、比赛，或者更适应“内行口味”；但，作品所表现的那种“高大上”的理想主义色彩，确确实实让许多普通观众觉得遥不可及。即使我本人，今天重新审视它，也觉得其中的“为什么足球能够勾掉我的魂儿？因为我是中国人儿——中国人，团结拼搏有骨气儿，中国人，个个都是硬汉子儿！”这类唱词不像“正常人说话”。今天说这些，没有贬低当时的评奖机制和否定评委审美眼光的意思，而是想告诉人们，今天我们感觉的“不正常”，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很正常”——而我等之辈，在实践中自觉、主动地摆脱、消除当年“三突出”创作理念之消极影响，依然需要一个不断反思、自省的过程。

　　由此想印证我的观点：一个作者即使情感再纯正、品格再高尚、思想再深刻、想法再美好，倘若这些不能转换成“贴近百姓”审美情趣的功夫，它的作品便不会得到共鸣和受到欢迎。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曾提出“极近人之笔”这一重要概念，强调“极骇人之事”要用“极近人之笔”写出来。明代大作家冯梦龙则指出“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即文人是少数，作品要为百姓大众所理解、欣赏、感动和欢迎。所以，一个曲艺作者能否让自己的作品“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最终取决于自己的功夫、智慧与境界，而将责任一股脑地推给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同样是一种不公允与不公平。

　　寻找规律的热望——关注特征，朦朦胧胧仿传统

　　回顾这些年来我的曲艺写作，涉猎最多的体裁就是快板儿。快板儿是当下在全国最为流行的曲艺形式，因为它貌似简单才得以流行，而因为它流行才愈发难写。真正具备“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品质的现实题材快板书，那些能让观众走进心底且脱口而出的名字，大多都是快板书大师李润杰先生当年演唱的段子。清初戏剧家李渔曾言“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无疑，李润杰先生就是这样的高手。曾写过一篇名曰《如果……》的对口快板儿，与其说它是一篇快板文学脚本，不如说是我学习创作快板脚本的心得体会。通过“演员”的口，我道出了对快板儿乃至于曲艺艺术的敬畏之感。

　　《如果……》曾获“鸿佳杯”首届中国《曲艺》奖文学奖一等奖，但是至今却没有演员演出它。理由很简单，写作它的过程，让我的快板儿艺术乃至曲艺艺术的价值观产生变化，我不断地质询自己：它的故事能否引起受众的兴趣乃至抓住他们的心？它的布局是不是既曲折变化，又前后照应了？它的结构是不是均衡、对称，是不是像李润杰、朱光斗、刘学智等老先生那样把握了“俗语雅韵”之特色，适应了快板儿观众的美感心理和美感需求等等呢？

　　有人说，曲艺就是“撂地” 、“要饭”的玩意儿。我回答，它也许曾经是这样；但，侯宝林、高元钧、李润杰、骆玉笙、马季等一批大师让它脱胎换骨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乃至令人热爱、尊敬的艺术形式。我们弘扬优秀的曲艺传统，一定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而绝对不是重返当初的“起点”，用一些没有自尊的“低俗”去换取廉价的笑声与施舍。站在这样的高度从事曲艺文学创作，唯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而不敢有稍许的懈怠和傲慢。

　　重塑本我的热切——提升审美，字字句句求精神

　　若将我从事曲艺文学创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递进层次，或者四种不同境界，那我前边所涉及到的便分别是：将曲艺创新变成舞蹈的“寓教于‘闹’” ；把教育变成加上韵辙的“寓教于‘教’” ；思考研习优秀曲艺传统的“寓教于‘我’” 。接下来，就是促使我渐渐回归曲艺艺术本源的“寓教于乐”——

　　我写过一段单弦儿名叫《胡琢磨》，由济南市曲艺团的青年单弦儿艺术家闫磊将它搬上了舞台，而我亦由此荣获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2012年度全国优秀曲艺作品评选表彰活动银奖。奖项当然对我是一个鼓励，但给予我更大鼓励的，是它因为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成了闫磊经常演出的保留曲目。此刻终于明白，唯有观众的认可，才是一个曲艺作者追求的荣誉。《胡琢磨》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当演员的妻子担心生意红火的丈夫有了钱变坏，便乔装打扮试探，当知道恰是因为自己的“不信任”让丈夫失去回家热情的真相后，爱“胡琢磨”的妻子幡然醒悟。《胡琢磨》缘于我的胡琢磨，即它完全是我凭空杜撰。好在我懂得，假中有真是曲艺文学的特性之一。王国维先生所言不管是着重于“造境”的浪漫主义，还是偏重于“写境”的现实主义，都是“求之于自然”，服从“自然之法则” ，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

　　很欣慰，在研究曲艺艺术传统的过程中，我知道了曲艺原本就是“角”的艺术，即演员是曲艺艺术的核心、灵魂。包括曲艺文学在内的其它都要服从、适应演员的舞台呈现。好的曲艺文学作者都知道与喜爱并了解其艺术个性的演员“捆绑”一起，如当年相声作家王鸣录与高英培、范振钰，还有梁左与姜昆等等。我选择的故事题材恰恰非常适合我熟悉的闫磊，亦适合她从事的单弦去表现。为了使作品与形式实现有机融合，我将初稿写完，请北京懂得单弦的作家崔琦先生给予修改、提升，在它符合单弦艺术共性规律之后，又请闫磊与她的师父单弦名家马增蕙，根据闫磊表演、嗓音等个性特点设计了音乐唱腔。追求实现“演员个性优势”的最大化，是曲艺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一段《武松打虎》不仅出现了高元钧、杨立德、刘同武等多个流派的演唱版本，且扬州评话的王少堂等不少从事其它形式的曲艺家，亦有风格不同、适于他们自己表演特点、个性的精彩演绎。

　　实践告诉我，“寓教于乐”是曲艺文学永恒不变的价值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好的曲艺作品，无一不是“有意义与有意思”模糊化的一体。换言之，优秀曲艺文学的本质是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自然协调的融合；是作品题材与体裁不见痕迹的暗合；是作者写作个性与演员表演个性水到渠成的汇合。

　　最后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开始时我听到“曲艺获奖实惠”的话语时脸红而不自信？这是因为我的曲艺创作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问题——这里的想，当然是追求的意思。我想说，如果我想了、追求了，我的创作方向一定会更加清晰，我创作的态度一定会更加阳光，我作品的生命力一定会更加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