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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套餐?

发布日期:2015-11-26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蒲波  浏览次数:
 

  一个音乐的微信公众号,阅读量能达到2398万!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娄文利用一组新鲜的数据来说明互联网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家的社会价值与责任”也因此成为日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年会上的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

  现代信息技术对文艺发展带来的变革,影响深远,不止于音乐、舞蹈、影视等具体的艺术门类,而是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作为理论工作者,所要做的应该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迎接这样的挑战。”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在会上指出,发展中国文艺,要处理好社会转型与文艺发展、市场经济与文艺发展、全球化与文艺发展、传统文化与文艺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和文艺发展的关系。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为文艺发展建构起一个参照系和结构框架,有助于评论家从宏观上、从理论上对当今文艺的发展进行一个方向性的定位。

  文艺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

  所谓“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也就是常说的深入现实、超越现实——既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又要从现实生活里面超越出来。这看上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在论及此话题时,特别强调,不要老是盯住一点现实的东西,艺术生活化不能脱离感性美,不能走极端,还是要讲声色之美。这里的“声色之美”,要看艺术作品背后有没有精神支柱、有没有深层的含义,而不光是看外表、外观。我们提倡的“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不是简单效仿西方后现代的道路,而要以中国人阴阳合一的思想为指导。而这种追求的根本,是去思考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更关注文艺创作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他认为,研究文艺规律和原理是繁荣文艺关键之关键。我国20世纪文学艺术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问题都充分说明当文艺政策、理论主张符合文艺发展规律和尊重文艺原理的时候,文艺创作就会欣欣向荣。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是任何历史时期文艺创作无法回避的。今天,应该继续宣传文艺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提高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文艺界目前存在着林林总总的大小问题,诸如文艺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与生活、与大众、与传统、与外来艺术、与市场、与固守本门类的艺术规则、与跨界发展的关系,文艺评论如何坚持原则等问题,都可以从文艺规律和原理的角度去分析研究,找到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中华文化走向何方

  中国文化浩如烟海,如果需要有个提纲挈领的东西,你会选择什么?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曾来德选择了“书法”,在他看来汉字书法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千万不要丢掉手里头已经拿住的这一把中国书法的拐杖。”曾来德认为,与书法联系在一起的诗词、文学、思想、哲学、美学范畴,所构成的是中国人的人文素质套餐。“但今天的我们大多不吃这个套餐了,更多的人只长了一副中国人的表象,肚子里全是别的东西,那么我们到底是谁。所以,写字的问题已经不是少数书法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育面临的一个中华文化走向何方的根本问题。”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钱念孙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君子文化”这个要点,他由此生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核心价值观活态嫁接的探讨与实践。钱念孙认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传统文化,而立足传统文化可以从君子文化下手。原因有三,一是君子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拎得起、放得下的特点,它涵盖了整个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为老百姓所接受。二是我们中国人今天在如何做人做事当中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有一颗君子的种子埋在心里,这已经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三是君子是一个做人的标准,又是一个做人的高目标。

  撇开书法、君子文化等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基因的当下传承,仅看当下的文化生态就让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满怀忧思。他认为,今天的文化生产呈现出一种青春恋物癖的趋势,而青春恋物癖现象的背后是消费群体的低龄化和消费能力的低幼化现实。文化投资上高喊着票房、码洋和收视率,将所谓的市场指标作为唯一的指标,要求生产者努力追求客户目标最大化,这必然要遵循最低智力指数的创作原则,不敢有复杂的思想、尖锐的反思和突出的个性化风格,以免失去观众。这种低幼化生产的逻辑导致中国当前生产的口香糖主义。归根到底,青春恋物癖是对未来无所用心和无能力的一代人用爱情和青春的狂想来填补价值空白的深化。越是没有可表达的就越要表达,这就是多语性失语症。

  文艺评论中的认识价值

  谈到文艺评论的价值,真善美哪个方面更为重要?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授戴清结合当下电视剧创作现状,对“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认为,当下电视剧创作出现了大幅度的向内转、私密化趋势,宏大叙事衰微,表现社会生活的格局萎缩到私生活、家长里短。另外,新媒体环境下又出现了电视剧的风格变化和类型迁移,在家族剧、年代剧、历史剧、青春偶像剧中,“真”的缺失更加明显。寻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却发现在电视剧当中恰恰是认识价值的匮乏。虽然影像叙事质量都在提升,在认识价值上却是缺失的、清浅的、碎片化的。

  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教授许锐就目前舞蹈评论中的误区论及“舞蹈评论的有的放矢”。他认为,舞蹈评论需要对舞台的形态身体有着高度把握,但仅仅把舞台的最终呈现作为舞蹈评论的文本对象很多时候也是有欠缺的,因为舞蹈并不凭借文字。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舞蹈创作还是舞蹈评论都存在两个明显误区:一是舞蹈审美常常停留在感官层面;二是舞蹈常常被抛离自身的语境,被误读或者过度的解读。舞蹈评论实际上需要针对舞蹈本体的特征去侧重于关注舞蹈创作,探寻人这个生命体舞动背后神秘而微妙的意义。

  “互联网+”时代文艺批评的态势与新变

  “互联网+”时代,对于文艺批评来说意味着什么?文艺批评是越来越衰弱,还是越来越繁荣?文艺批评会在怎样的空间、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哪一类人群?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从电影批评的历史和现状切入,分析了当下文艺批评面临的三个新问题。首先,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形成了某些艺术作品的艺术美誉度和票房之间的巨大裂缝,这也是艺术批评衰弱的原因之一。再有,上世纪90年代之后崛起的文化批评也面临衰弱。他提倡创意批评,希望能修正或者弥补其他批评的不足。最后,批评标准要根据对象性质、功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要联合一些草根的影评者,这样我们的目的和意图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

  娄文利重点阐述了“互联网音乐评论家的社会价值与责任”。她认为,评论对象的广泛化、读者群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影响的全面化是网络时代音乐评论家面临的新问题。她坚信,互联网时代音乐评论家大有可为。首先,专业的音乐评论是一种迫切的公共文化需求。其次,音乐的专业属性使得音乐评论具有极大的专业性。第三,互联网提供了超越任何传统媒体的高效迅捷的传播途径,也带来了重要影响力。总之,当代音乐评论家应该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问题,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主动打破专业音乐和群众音乐的隔膜,不断拓宽音乐评论的广度,用自己手中的妙笔担负起引领人民群众审美、识美、弘美、鉴美的文化使命。

  这次文艺评论年会,与会专家学者都从各自专业领域对中国文艺、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贡献了处于学术前沿的认知。会上,《求是》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白建春总结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文艺的发展和完美同样有赖于理论体系批评的改造、指引与匡正。为此,理论及其批评必须坚守和重塑自己的尊严与品格,它当然不是艺术创作的主人,但也不应当是艺术创作的妻妾或奴仆,二者应该是相濡以沫的情侣或者肝胆相照的兄弟。他引用舒婷的一句诗来概括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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