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担任《新文学史料》主编多年，毕竟是长期浸淫在现代文学史料中人，她的《纸上民国》（花城出版社2015年11月版）让人读起来就放不下，而且更让人感慨不已的是，一部近25万字讲述中国现代名人史料的书，竟然写得有声有色文采飞扬，把枯燥的史料相互勾连融会贯通，真正将史料的观点、史料的介绍融合在一起。不仅有观点高度也有史料深度，而且更有历史现场的广度。所以，本来枯燥乏味的史料作品，在郭娟笔下却写得生动有趣，写得精彩，让人一读就放不下！

　　也许是我对中国现代历史偏好的缘故，几十年来一直在搜集和阅读现代作家的史料，努力从史料中了解他们的为人和为文，努力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他们生活的本来，再从了解他们的三维生活里体会他们的作品。自然，这是我自己的个人阅读理想和爱好。但读过郭娟的《纸上民国》，发现自己的史料阅读方式还是肤浅的、表面的。郭娟在《纸上民国》这部书里，写得有深度，她不仅掌握了真实的史料，而且在史料的阅读上从一点顾及全面，信手拈来，让某个作家在某件事情上，或者某个思想上都能够得到全方位的观照！从而避免了史料介绍容易出现偏颇的尴尬；在叙述介绍过程中，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当事人的事件、思想过程，并以自己丰富的史料经验，上下左右，立体地而又理性地介绍和描述，这样的介绍让读者感到客观和信服，这在广告文化泛滥并渗透到各种载体的今天，尤为可喜和珍贵。

　　还有，《纸上民国》里，虽然讲述的大都是过去文坛往事，而且文章都不长，但其中新鲜的史料亮点不少，这恐怕也是让人一篇一篇读下去而又放不下的原因之一。随便找一篇，都可看到其中让人眼睛一亮的亮点，比如《花花草草周瘦鹃》一文，从周瘦鹃年轻时初恋名为VIOLET的富家小姐写起，从此“紫罗兰”成为周瘦鹃先生一生的纸上痴情，再写到周瘦鹃的创作和编辑，从周瘦鹃个人延伸到鸳鸯蝴蝶派一路，再写到俗文学，写到与主流文学的冲突，也写到新中国的领导人专门拜访周瘦鹃的往事等等，这篇不算长的文章里，有两个亮点过去少有人提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一是在抗战国难时期，周瘦鹃以中国园艺师的身份赢得上海中西莳花会的两次大奖，为苦难的中国争得脸面，但当他捧出公认的盆景想三连冠时，却被西人评委贬为二等奖，舆论哗然，周瘦鹃也“愤而退出了中西莳花会”，周先生这种玩盆景玩出中国人骨气的往事，让人眼睛一亮；第二件事是周瘦鹃年轻时因翻译出版过一本欧美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集，曾得到当年同样年轻的任职教育部的鲁迅亲拟评语以教育部名义褒奖，所以这位苏州周先生对绍兴周先生“终生仰慕”，并将此事列为自己平生四大快事之首。这两件事的介绍，让我们增长见识、全面了解周瘦鹃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正能量。还有，新中国成立后诗人牛汉先生一直坎坷，被捕、开除党籍，直到晚年平反才正常起来，但是从郭娟的一篇《大典前》，我们才知道为了新中国成立的隆重仪式，年轻的牛汉曾豪情满怀地在1949年9月22日带领一帮学生去天安门城楼打扫卫生清理杂草，整整干了一个通宵，拔草拔到手出血！这又是我们对这篇文章主人公、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又一个意外了解！

　　不过，在新文学作家中，也有些匪夷所思的事在郭娟的书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在《细节，删去的》一文中，引用鲁迅致许广平的信，其中说到许羡苏告诉鲁迅的一件事，鲁迅写信告诉许广平说：朱安不久前做了一个梦，说鲁迅带了一个孩子回家，朱安因此很气愤云云。如果当年鲁迅的话是真实的，不是忽悠许广平的话，那么朱安这个梦是有点奇怪，因为此时在上海的许广平确实已经悄悄地怀孕，在北京的朱安根本不可能知道此事，怎么会做梦见到鲁迅带一个孩子回家？这个小插曲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看来人类还有许多密码没有破译，只不过科技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看起来八卦其实无法解释的现象罢了。

　　郭娟在《纸上民国》一书里的任何往事叙述，都有出处有来源，有根有据，有本有源，绝不道听途说，充分体现了她史料写作的严谨性，这也是我读过以后想说的一个方面。比如《闲话凌叔华》一文，写凌叔华的个性写得山花烂漫很有特点，但看得出，凌叔华这些个性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都是有根据有出处的，没有夸大，不是旅游宣传品，从文字到叙述，都是严谨而理性的。写郭沫若的那篇《郭沫若的身后名》也如此，同样写得十分客观和实事求是，像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经历的事情那么多，几乎认识20世纪所有的政治精英，学问又那么深，因此，无论想拔高还是想贬低总是可以找到大量理由的，但郭娟在写《郭沫若的身后名》一文时，举笔不轻，落笔更慎，客观公允，别人非议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是“投领袖所好”“滥用阶级分析方法”。郭娟披露郭沫若研究专家提供的史料：“《李白与杜甫》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自己悄悄写的，只因一个偶然原因才被外界所知——当时中苏边境冲突，外交部请郭沫若等学者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对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以驳斥苏方的领土扩张。”所以郭娟认为，当年郭沫若著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趋附领袖”，而接下去一句，我深有同感，郭娟说，趋时是一定有的，“那些年月的所谓学术，都受政治环境影响，普遍地用阶级观点分析古人。”其实，那个时候不趋时是个别的，不趋时可能吗？那时写东西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还能用什么方法呢？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那个年代的学术研究，显然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所以我在读到郭娟的这篇《郭沫若的身后名》时，深以为然。

　　总之，《纸上民国》叙述的往事虽然不全是民国时期的，但发生往事的人，都是生在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因此所谓“纸上民国”也是名副其实的。读过全书两辑6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觉得这些文章的史料信息量很大，新的史料散在各个篇章中，作者能够融会贯通消化这些新旧史料，实在难得！所以可以说，《纸上民国》里这些可读可赏文章，无疑已经成为2015年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普及的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