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

　　80多年过去了，今天，在原中央苏区的一些墙壁上仍然保存着一些标语和漫画。这些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陌生又熟悉、生动又形象的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既是见证中国革命历史风云的“活化石”，也是承载着中国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生动教材”。

　　如果说红军长征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些标语和漫画就是另外一个红色传奇，它不仅是今天需要永久珍藏的历史记忆，而且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价值。

　　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

　　中央苏区标语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老百姓对共产党了解不深，加之国民党大肆污蔑共产党，共产党被妖魔化了。正如毛泽东1949年8月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讲到的：“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老百姓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产生畏惧心理。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十室九空。

　　毛泽东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由此可见，当年红军所处环境之艰难。要改变这种艰难的处境，有效地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和对群众的欺骗，唯有加强政治宣传工作。

　　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无论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还是红军队伍里的一些战士，都普遍轻视宣传工作。为此毛泽东于1928年10月5日，在宁冈茅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特别提出要重视宣传问题，他说：“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到了1929年12月，毛泽东专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了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就有关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的报告。

　　标语、漫画是当时最方便、最广泛和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毛泽东曾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简单明了，朴实动人

　　1930年3月，在赣南大余县，红四军根据古田会议精神和新的革命形势，对一年前颁布的《红军标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标语宣传了反帝反封建主义、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党的政策主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此外，为了争取白军士兵拖枪倒戈投诚，还专门设计了许多针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标语，号召他们向红军投诚。这些标语口号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对于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瓦解敌军的斗志、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强的宣传效果。

　　苏区标语宣传工作，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环境。由于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广大农村的老百姓，因此，许多苏区标语大量使用了非常口语化、大众化、乡土化的百姓语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穷人没有饭吃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欢迎白军士兵的反水过来当红军”、“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学习苏俄红军精神！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地，才有饭吃有衣穿！”等，这些标语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而且有些还带有乡音语调，显得朴实感人，一下子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还有一些标语采用对偶、排比句式，如：“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白军士兵替军阀找出路，红军士兵替自己找出路”等。这些标语用简单明白的语言，将红军与白军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军心。

　　苏区标语紧密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集中代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他们的意志、愿望和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如“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民权革命！”“工农暴动起来分配田地！”“实行马克思主义！实行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工农专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解放万岁”、“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等。

　　在苏区的红色标语宣传中，还有许多宣传对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标语，如揭露“国民党十大罪状”、“暴动起来打倒欺骗工农国民军！暴动起来杀尽贪官污吏”、“打倒背叛民权革命的国民逆党”、“打倒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等。其革命性极强，每一条标语都火辣辣地充满着硝烟味，它让贫苦民众欢天喜地，它使阶级敌人气急败坏，它既是战斗的号角，又是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

　　苏区红色标语，是当时苏区文化宣传内容的原始记录，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财富，既是我们研究当时党的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斗争历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更是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

　　早期革命漫画的经典

　　由于当时很少有拍摄的照片，所以，除标语外，很大一部分是用漫画的形式来解读文字，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于是漫画就成为当时特殊的宣传手段。

　　笔法稚拙，主题鲜明，寓意明确是这一时期漫画的一个显著特色。比如，有一幅漫画是行进中的火车，车头插着红色带五角星的红旗，车厢上写着：“创造铁的红军，扩大江西红军”，以此号召快速扩充高素质的红军。还有一面墙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老鼠，兔子上方写着：“蒋介石是野地里的一只兔子”，老鼠上方写着：“冯玉祥是一只老鼠”，旁边的文字写道：“老鼠说：小白兔，小白兔，你是我的哥哥，我是你的弟弟；白兔说：老鼠，老鼠，你的尾巴长，我的尾巴短，我不是你的哥哥，你不是我的弟弟。”这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蒋介石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微妙关系。再比如，两幅漫画中，红军战士别出心裁地将“国民匪党”和“土豪劣绅”画成一条狗，一条帝国主义的走狗。揭露了反动派剥削、欺压劳苦大众的丑恶嘴脸。

　　苏区标语漫画大多是由一些普通的红军战士创作书写，也有一些是出自红军高级指挥员之手。这些漫画内容丰富，浅显易懂，既有对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对红军纪律的宣传，也有对敌人丑恶嘴脸的辛辣讽刺，清晰的字迹、铿锵的话语和滑稽的绘画，充分表达了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大无畏精神和真挚情感。

　　早在中央苏区，红军对稀缺的绘画人才已开始有了重视。1928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提到：“文字宣传，如写标语，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画的人才，请中央和两省送几个来。”尽管当时苏区的条件艰苦、人才奇缺，而且出版的也只是油印报刊或壁报，但新闻漫画还是成了不可或缺的报道手段之一。老将军莫文骅在《红军很重视美术工作》一文中就曾回忆道：“红军时代每个师都出版油印报纸，有报就有画，红七军有两个专门画画的同志，红军总政治部有好几个……”当时还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漫画作品和工农兵作者，其代表作品如《红军的壮大》《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选举运动》等，无不体现出当年热火朝天的苏区生活。

　　不可再生的珍稀文化遗产

　　1930年到1934年，正是中央苏区最兴盛、白军与红军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红军利用标语漫画这些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全方位的宣传攻势，使红军获得苏区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些珍贵的文字和图画，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那些裹挟着风云和烈火的岁月，是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

　　中央苏区的标语漫画，作为对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的真实反映，真切地见证着我党执政的历史形成过程。时至今日，通过对红色标语的解读，仍可以体悟到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正确的政策策略所蕴涵的积极意义和时代价值。

　　当年，红军标语就如黑夜的霹雳、出征的战鼓、冲锋的号角、出鞘的利剑，唤起工农，指引前程，激励军民，威震敌胆，为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引领作用。今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沧桑不改、浩气凛然的红色印记、历史画卷，生动地诠释“星火燎原”的真谛，破解“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的奥秘，传诵“浴血罗霄”的悲壮故事，给后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升华和开拓创新的冲动。

　　苏区红色标语漫画是当年历史的见证，在历经了几十年的硝烟风雨之后，仍掩蔽不住它们的熠熠光彩。但是由于年代已经久远，有的在书写后不久便被更换或覆盖；有的被剥蚀损毁或拆除。遗存下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珍贵史料的文物已经或正在不断地消失，对其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军标语漫画，值得人们去收集、研究和保护它。通过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能够对原苏区遗存的标语资源有一个系统的梳理、了解，有益于更好地保护这笔红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