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命运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基因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华夏文明不仅有着深厚根基和悠久传统，而且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本元基因。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文化自信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这段话，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文化自信是文化创造和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没有文化自信心，就不可能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就不可能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就不可能有“会当凌绝顶”的勇气、信心和意志。所以，文化自信，是我们从事文化创造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精神气度，因而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化自信或自卑，从根本上看，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在我们心里产生的影响，是来自于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客观地说，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船坚炮利”体现的现代科技的先进性，使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构成了“高位”存在与“强势”压力，对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产生了无形挫伤。直到现在，这种挫伤依然没有完全平复：从学术界对西方文化思想界的亦步亦趋，食洋不化，到国产的销售给国人的许多产品都不用汉字标识；从对西方的各种艺术奖项的膜拜，到染黄头发的盲目模仿及对西方节日的浓厚兴趣等等，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媚外”“哈外”现象，无不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表现。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呼吁废除中医，因为中医“不是科学”；一篇是建议中国不要用“龙”的形象作为象征，因为“龙”在英语中是一种恐怖的动物。很显然，这些想法和说法，都潜在有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国文化，就无意识地表现了对自己民族母体文化的自卑。百余年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强势影响，使我们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消费甚至价值理念已经习惯于把“西方”当成“世界”，当成“国际”，当成“标准”，而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则是视而不见甚至自轻自贱。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更不是一种自信的文化心态，这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强势影响投射的阴影。如何走出阴影，重获阳光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坚定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这就需要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了解一下世界历史，就会明白，东西方文化是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环境中生长发育的，创造了各自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人类历史表明，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相应的文化，因地域、气候和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所以，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打上民族烙印，无不具有自己的特征。这表明人类文明起源时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的丰富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贸易往来，各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也就开始了，就像许多涓涓细流融汇成了大江大河一样，许多民族文化支流融汇成了世界几大文明脉系，基本上与世界水系地域的自然区隔相吻合。这就是说，不同的水系地域孕育出不同的文明脉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几大文明脉系是在漫长的游牧、渔猎和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出深厚的文化价值理念，就像河流冲积形成的土层一样深厚古老。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跨文明脉系的市场开拓、资源掠夺以及殖民主义愈演愈烈，进而划分势力范围与谋取世界霸权，这就引起了不同文明脉系之间文化理念的碰撞。如果说工业化之前各大文明脉系的形成基本上是一个相近地域文化的天然融汇过程，即支流融汇成主流的自然过程，融合因素大于对抗因素，那么，工业化之后各大文明脉系的“融合”则因跨地域、跨文明脉系而体现出明显的人为强制性，引起了异质文化的深层理念冲突，对抗因素大于融合因素。正像马克思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冲突。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总是与不同文明板块的冲撞互为表里。

　　如上所述，世界不同文明脉系的相遇、不同文化板块的碰撞，是工业化引起的。西方文化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占有绝对优势，对世界其他还处于农业文明和冷兵器时代的民族文化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至于摧毁了落后民族国家的文化信心。马克思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就华夏文明而言，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构成了巨大压迫，以至于中华文化要不要继续下去、能不能继续下去成为近百年来文化界反复争论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洋务运动失败，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失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一次次失败，山重水复疑无路。先进知识分子们苦苦思索，最后把原因归结到文化上，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所致。是的，面对急迫的救亡图存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不具备促进中国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功能，而且传统文化中还存在着许多与现代化要求相抵牾的封建糟粕。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了，“拿来主义”为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吹来了新鲜空气，带来了新的思想营养，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是，“打倒孔家店”“废除中医”“废除汉字”等全盘西化思想也确实构成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之势。矫枉过正，也许是历史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是的，有史以来，中国文化在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汇过程中从来都占有主动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即使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没有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相反，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包容、吸收、融化了周边民族文化，进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所具有的这种包容与融化能力同样体现于对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因而，作为文明之邦的华夏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尊心由来已久。然而，这一次遭遇西方工业文明，是华夏文明从未有过的被动境遇。中国文化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文化的命运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基因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华夏文明不仅有着深厚根基和悠久传统，而且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本元基因。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第一，要把具体的“传统文化”与久远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因为某些具体的“传统文化”内容的腐朽不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腐朽，就像一条河流在流经某个阶段被污染了不等于这条河流本源就是污染的河流，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一同扔掉。其实，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入古老文化传统中发掘、整理、阐发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第二，要把“文化”与“科技”区别看待。文化与科技有关，但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文化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科技提供的是物质层面的知识与技术，二者有联系但又有功能区别。如果把两者混为一体并用来衡量中国文化，那中国文化当然是“落后”的，当然会被淘汰，因为中国文化中不具有近代才产生的现代科技知识。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致命打击，主要是来源于现代科技先进性的打击。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孕育出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不等于不能兼容和吸收先进的知识体系。因此只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就不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一无是处”的误判。历史发展证明，传统是母体、是根脉。任何想彻底摆脱传统母体而全盘西化都是不可能的，就像自己揪着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比如废除汉字而改用拉丁文字，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许多人做过努力，最后都行不通。可见，汉字简化可行而废除汉字不可行，这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母体，而只能从母体中蜕变新生。

　　文化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现代中国文化的演进，是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关的。要问现代中国文化是怎么演进过来的以及要往哪里去，都必须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寻找答案。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文化的主题。这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振兴发展。民族使命与历史主题决定了文化必然适应历史发展要求而蜕旧变新。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解放，首先是把人从封建礼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绳索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包括妇女解放，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自然人、自由人，使一个民族返老还童，获得生命元气。所以，“少年中国”“青春中国”“新青年”等概念成为新文化的核心意象。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学习新的知识，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这都是一个古老民族新生的必然要求。西方文化经“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孕育了工业化，在人类进入工业化过程中先行一步，优势明显；但中国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决定了它能够吸纳西方文化营养，并很快转化为促进自身进步的精神动力与知识体系，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就证明了这一点。纵然历史发展充满了曲折，文化发展隐含着痛苦，但整体上是一个吸纳、整合、新生的过程，古老的文化传统被外来文化刺激，被新的历史发展要求激发，深层的本元基因被激活了，穷则思变，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促进中国社会走上自己特色的革命、建设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人类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传统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巨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今天看来，中西方文化传统是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各有所长。在价值理念上，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重整体；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重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与辩证综合；西方文化强调主客体对立，中国文化强调主客体和谐；在艺术精神上，西方文化崇实，中国文化尚意，西方文化重于求真，中国文化重于向善。等等。中西方文化的这些差异构成互补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替代关系。

　　一种文明与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在世界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价值理念能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能否解答人类未来和平发展遇到的新问题。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激烈的文明碰撞以及不间断的军事冲突等等问题，中华文明逐渐显示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价值理念、文化资源和思维方式上的优势，这就是整体地、辩证地、综合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的现代化诉求。“天人合一”，首先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才是最好的维护人类自身利益。“和而不同”，承认差异，肯定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应当在多元文化互补中求得和谐，在和平共处中相互依存，在竞争中求得发展，而不是强求同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事物的“和”能够产生新的事物，是进化和发展的条件，而相同事物的叠加则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这是对世界多样性合理存在的符合自然规律的认识。 “美是和谐”， “大乐与天地同和”，由“和”而“谐”，是世界多样性存在的最佳形式，是“美”的规律。总之，以“和”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未来和平发展要求的，必然会在新的世界秩序重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西医“治病”，中医“治未病”。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优势，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体现出来。因此，我们无须妄自菲薄，应当对我们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充满自信。自信不是封闭和排外，恰恰是包容并蓄，是一种“吞吐八荒”的大气度，是一种“和谐万物”的大智慧。文化发展总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人类遇到的新问题中得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性回应时代，影响世界。中国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因、活力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