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他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一重要论述既高度概括了文艺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又着重强调了中国精神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艺作品不论其内容和形式怎么变，但都万变不离其宗，即在本质上都是精神产品，都是以彰显高尚精神、筑魂育人为根本归依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对消费需求和物质的主导趋向越来越凸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精神的导航。因为人有思想、有精神、有价值观和道义感，所以人才会成其为人，人和人类社会也才会不断地出现新创造与新发展。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脚下”。文艺的作用，就在于给人民大众创造优秀的精神食粮，从而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让人们有仰望星空的意向和能力。

　　鲁迅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出版了多少本书、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而在于他的眼光所至和笔锋所及皆无不深深地直达社会的底蕴和人性的本质，几乎出于他手的每一个笔触和每一个字符，都准确而深切地触摸到了现实社会生活的脉动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中枢。这不仅使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每每都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且更使他的思想在几乎每一字里行间都放射着穿透一切伪饰而直达灵魂深处的犀光。这使他和他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文化圈中所有的智慧者、激进者、儒雅者、博识者，而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现代社会的“第一等圣人”，成为大家公认的“民族英雄”“民族魂”。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但读者却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中读出了生活的哲理，领略了人性的崇高，认识了社会的法度，体悟了道义的力量。就因为作者在其娓娓道来的叙说中不露声色地为作品注入了思想的圣水，点燃了精神的爝火，提供了价值的绳墨，并以之而进行了人性化的裁量与道德性的评判。莎剧的魅力之所以能穿透历史而不衰，不只是在于语言多么美妙、情节多么曲折、形象多么动人，更重要的是从情节和形象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性光彩与人生哲理，这才是其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其最可贵的价值也恰恰是在这里。

　　古往今来，那些著名作家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其作品生动、深刻，具有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能够以艺术的方式引领人们进入一个充盈着魅力与定力的审美世界。就拿中国现当代文艺来说，像赵树理、贺敬之、孙犁、柳青、周立波、杜鹏程、郭小川、马烽、路遥，又如徐悲鸿、梅兰芳、吴祖光、罗工柳、常香玉、吴冠中等，不论他们每个人所擅长、所践行的是何种文艺方式，其共同的特点则都是沉潜生活底层，心系人民大众，激扬时代精神，秉持百姓情怀，恪守现实主义，营造刚健风格。正是他们的坚守和创新，才为新时期文艺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造就了不负时代厚望的新崛起与新辉煌。

　　说一千道一万，判断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蕴涵深刻的思想，是否具有高尚的精神和理性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动人之处和真正的价值所在。《离骚》之所以流传千年而始终不衰，能够真正走入中国人的心中，靠的就是隐涵于字面背后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爱国情怀。鲁迅作品靠什么跻臻高峰、止于至善呢？惟在于思想的明睿、深刻和精神的高洁、卓越。他的眼光、他的笔触、他的认知与他的见识，在观察和描写生活与人的时候每每总能穿透灵魂，直达最深层的隐秘之处。这使他不仅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还成为了文学史上的“这一个”。 《阿Q正传》之所以使人们不由得“对号入座”，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原因就在于深藏在阿Q灵魂深处不幸而又不争的“国民性”。

　　应当看到，当前的文艺创作中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倾向，这就是思想的销铄与精神的散佚。然而，在创作实践中思想与精神衰减或泯没的作品却时有所见。特别是在创作的丰收季，作品数量不断膨胀，而作品中的思想与精神却日见式微。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作品中呈露出思想容量衰减与内蕴精神失落。而文艺作品一旦出现精神缺失，那可就无异于丢了灵魂。这样的作品，无论其情节铺得多开，故事编得多圆，形象扮得多酷，语言谄得多甜，也终究难成正果。因为精神是思想性和价值观的载体，一旦失却，作品的意义便不复存在，读者从中所看到的便只能是生活的“渣”，而决不是思想的“醇”。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有‘高原’缺‘高峰’”。

　　不但模式化生产和快餐式消费的现象极为普遍，蹈故袭常、只求速度而不顾质量、只图篇长而不谋思精，已成为一种具有共性的创作套路。特别是收视率为王和市场逻辑至上也已成为一些创作者的最高法则。这样的情况下，以媚俗、恶搞、戏谑为能事的作品海量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形成，便不可免。这不仅有悖于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而且也有违于文艺自身的思想法则与美学规律，必须予以审视和反省，并在这种审视与反省中重拾现实主义和精品意识，重振民族精神与创新机制，重续中国文艺的优秀传统与辉煌历史。

　　文艺创作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过分追求速度和数量，必然会导致内存的耗散与质量的下滑。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勃兴，中国文艺渐渐疏离了于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渐渐淡化了对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恪守与创新，过度地因袭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文艺方法，过度地由对文艺的精神守望而转换为感官刺激和娱乐至上，过度地由对文艺的道义追求而蜕变为对金钱与物质的盘算，并由此而造成了一些文艺作品的思想淡化与精神矮化。康德说过：“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无奈现在我们的有些文艺创作仅仅是在码字、炫技、故弄玄虚、无病呻吟。其所缺失和匮乏的，恰恰就是思想、精神与灵魂。

　　思想的生成与实现并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它是化学反应而非物理过程，永远都只能是有机地相洽与相融，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实现化合作用，最终升华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成一种气场、气质。只有这样，才能使受众在充盈着愉悦情绪和自觉意识的审美过程中于不经意之间受到真、善、美的感染和感悟，得到义、理、智的启迪与熏濡。否则，任何硬贴、硬拼、硬嵌，其效果都会是相反的。因为文艺创作在本质上属于艺术创造，而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则必须和必定是一个充满崇高感和正义感的审美过程。它既与学校教育不同，又与理论培训相异。在它的实施与实现过程中，必须始终突出正能量和采取软方式，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方式，达到“声韵入心萌真愫，书声盈耳自芳菲”的效果。

　　毋庸讳言，作家只有从叙事和描绘中积淀了思想、升华了精神之后，才能找到思索的旨要和进入思索的过程，也才能进而作出是非辨析与价值评判。如果丢失了生活的内蕴魂魄，其结果就只会像契诃夫所指出的那样，无非是充当了一个杂耍艺人的角色而已。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艺的使命就是以艺术的方式通过对“美”与“善”的创造和审视而不断地丰富人的思想和提升人的精神，并通过“人”而营造社会文明，促进经济发展。故此，以文养心和文以载道，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亘久不渝的艺术法则。而要载道，就必须有思想；要养心，就必须有精神。因为精神和思想从来就是观念的酵体与意识的文本，是臧否尺度与价值取向，是衡量标准与理想追求，尤其是对是非观、道德观、审美观、价值观的表现。

　　文艺从来就不是对生活的简单临摹，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必然是着力于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度开掘，并以艺术的方式表达生活之醇与人性之美，使之比生活本身更集中、更鲜明、更强烈、更纯粹。生活只是文艺的璞玉，生活本身虽然丰富多彩，但并不等于文艺作品本身。它必须经过一个淬炼与提纯的过程，才能充分显示其所潜在的价值与意义，也才能以其固有的美质与魅力感化人和提升人。任何文艺作品，不论写什么和怎样写，终极价值与意义的体现和彰显都在于思想蕴存与精神禀赋。所以，文艺创作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必须“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必须以美的形态和艺术的方式在表现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的同时，更要在穿越时空和彪炳时势的过程中深深地镌刻出新中国蓬勃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印证。

　　不难发现，举凡有建树的文艺家和经典作品，就从来都是以提炼思想和升华精神为旨归，其所讲述的故事，所描绘的场景，所铺陈的情节，所塑造的人物等，都只是作为思想之源与精神之酵而出现，绝非仅仅是只把原汁原味的生活晒出来便一了百了、万事大吉，而笃定的则是取“糟”为酿，采“酵”而发，从中提炼出先进思想与崇高精神，以求在审美的愉悦中给人以启迪和教益，使社会不断地走向文明与和谐。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完全出人意料地让其主人公格里高尔在一个早晨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你以为作者是在玩吊诡、写童话吗？他是要通过这个奇异的举动来凸显一种思想，来宣示一种精神，即当人在巨大而扭曲的社会压力下不堪重负时所不能不作出的应激反应，其所涵寓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蕴不仅极其显豁，而且十分极端。我们现在每年都要拍摄大量电视剧，但真正能够在荧屏上播出的却仅占一半左右。然而，《平凡的世界》就怎能一炮打响、走红荧屏、引发如潮的热议与褒扬呢？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部电视剧从平实质朴的叙事中表现出最具时代精神和生活质感的思想锋芒与道德圭臬。路遥在谈到创作体会时说：“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我力求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同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锐意向深度和广度追求。”孙少平和孙少安兄弟之所以会成为具有精神风采和思想内蕴的典型形象，《平凡的世界》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平凡的时代韵律和人格魅力，其原因就正在于此。思想内蕴与精神资质常常能够赋予作品以神奇的人格力量和巨大的艺术弹性，并能无限放大和延伸其审美功能。

　　提升精神的高度，要求文艺创作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深入社会生活、伫立时代潮头、瞄准改革前沿、抒发大众情怀，源源不断地从生活深处和时代中枢开掘思想，从而使思想拥有源源不绝的“源头活水” 。我们要警惕和防范“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思想浊流，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勇做改革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与弄潮先锋，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此而使“中国梦”鲜活起来，灵动起来，通过文艺的具象化和艺术化表现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