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程永江先生编著的《程砚秋演出剧目志》，甚感欣喜。程永江先生是程砚秋的三公子，一生致力于程派艺术的研究，以及程氏演剧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辨，埋首著述，成果丰硕，已问世者便有《程砚秋史事长编》《程砚秋戏剧文集》《纪念程砚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活动画册》《程砚秋日记》《我的父亲程砚秋》等。

　　《程砚秋演出剧目志》是程永江先生积二十余年之心血，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提要钩玄，深研细辨的结果。这部煌煌五十余万言的巨著，所收图片四百余幅，完整地记载了程砚秋先生四十余年（1917－1958）的演艺生涯，细致入微到逐年逐月逐日的每一场演出。由此，读者既可领略到程砚秋艺术人生的全貌，又能深入到一个艺术生命的内部，把握其生长的脉动和节奏，是京剧艺术史研究极为难得的学术成果。

　　编者概括此书贡献，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 .程砚秋演出年谱，详细地整理了程砚秋从事京剧表演的时间、大事、师友及合作者、演出地点、演出剧目、演出戏报、上座状况等史实； 2 .程砚秋演出剧目的介绍，对程砚秋先生演出剧目的时间（尤其是首演时间）、经过、细节等进行了考证，已收集整理的原始材料如演剧表、剧照、戏单等为依据； 3 .程砚秋演出剧目的艺术创作过程，对程派剧目的创作经过、艺术特色、艺术影响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整理了程砚秋先生对这些京剧作品的评价以及对京剧艺术发展的艺术观点； 4 .程砚秋演出剧目的影响，收集整理了当时对这些作品的报道和评价，主要以各历史时期的剧评、程砚秋先生的合作伙伴关于演出剧目的回忆文字以及戏曲研究家和著名票友对演出剧目的评价等为依据。”同时，书后还附有程砚秋先生一生所演京剧、昆曲剧目、所灌唱片目录、演出录音资料目录和主要参考文献目录，是一部相当丰富和严谨的研究程砚秋及程派艺术的史料专著。

　　毋庸讳言，类似《程砚秋演出剧目志》这种对文献资料近乎穷尽的搜求、整理和考辨，在京剧艺术史的研究中怕是极为罕见的。整个京剧史且不论，仅就四大名旦而言，近见荀慧生著、和宝堂编订之《小留香馆日记》，亦很难得。至于梅、尚两家，似乎都未见这种系统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演剧史、编年史、年谱和传记。梅兰芳的材料固然不少，文字记录、影像声音等非文字记录都非常可观，但基础性的档案、文献资料，经过系统性整理和考辨的材料却并不多见。而尚家在搜求、整理和考辨治史所需文献资料方面则尤显不足。在当下京剧史料学的建构中，这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明确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这个道理不难理解，说得直白一点，即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丰富的、可征信的史料的支持，史、论两大领域的研究则犹如盖房于沙滩之上，根基绝不能说是牢固的。

　　诚然，在京剧史料学的形成史上，一直不乏有志于搜求、整理和考辨京剧文献资料之人。比较早投身于此的有齐如山、周明泰和张次溪。齐如山有《齐如山剧学丛书》，以及晚年集一生所积累之史料，浓缩而成的《国剧艺术汇考》；周明泰则以《几礼居戏剧丛书》而知名，其中《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均为戏曲史料的上乘之作；张次溪所贡献的首先是《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两大册，收集清代相关撰述51种，凡90万字，又有《近六十年来故都梨园之变迁》《燕都名伶传》《广和查楼沿革考》《梨园馆考》等多种专著，都是近百年来京剧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这些前辈毕其一生所作努力，对京剧史料学来说，无不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但是很显然，仅有这些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京剧史料学。梁启超在谈到“吾侪所得史料之途径”时认为，史料的获得“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多为“在文字记录者”，然而并不十分完备，近有《民国京昆史料丛书》十数辑，洋洋大观，或补前辈所见之不足，但其内容比较多的还是时人的笔记，从业者及家人、朋友、同行的回忆录和口述，以及民国时期的报刊等，对书信、日记等文献、档案的搜求、整理和考辨仍很少，不成规模。而《程砚秋演出剧目志》之可贵，恰恰在于大量利用了私人的和社会的文献、档案材料。最近又有傅谨主编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全书十卷，分别为专书两卷，清宫档案文献一卷，报纸文章三卷，其中《申报》专门列为一卷。笔记、碑刻和序跋、杂志类文献一卷，日记一卷，画报等两卷，明显兼顾了更多的领域，丰富和拓宽了史料搜求的范围。

　　京剧的艺术特质是以歌舞演故事，它的生命是在舞台上，是活在舞台上的艺术。这给史料的收集、保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就史料学而言，京剧史料学自有其特殊性，除了必须依赖“在文字记录者”，更要依赖“在文字记录以外者”。而这类史料的收集、保存就更不容易。比如名家、名角的演出，在摄影和录像并不普及的年代，影像的记录和保存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我们如今很少能看到当年名家、名角演出盛况的主要原因。黄克先生主持制作的《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应该是对京剧史料收集、保存过程中历史局限的一种弥补和抢救。他们针对京剧流派的代表性剧目，从剧本曲文、唱腔伴奏、锣鼓经、身段表演和服装扮相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记录和整理，整理者则主要为流派传人、后人、著名票友、京剧研究专家和学者，这些人多已八九十岁高龄，常常有这种情况，一台戏还没整理完，人已经不在了，由此可见其紧迫性、艰巨性。据说，李玉茹晚年生病期间，也曾打算以“说戏”的方式，将从艺几十年来所见所闻京剧旦角艺术大师们的演出实况或传授技艺时讲到的心得体会，向青年后进做一番交待，并用录像机记录下来，算作留给后人的一点遗产。我们不知道这一构想最终是否成为现实，不过，病逝前，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完成了《李玉茹谈戏说艺》等著作，总是避免了一点遗憾。而和宝堂主编的《于连泉花旦表演艺术》一书，详细记录了于连泉（筱翠花）在《乌龙院》《拾玉镯》等几出传统戏中刻画人物的艺术经验，都是极鲜活的研究戏曲表演艺术的珍贵资料，能得以编纂出版，殊为不易。

　　事实上，京剧史料学的残酷性恰恰就表现在这里。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年老多病的身体在与时间赛跑。程永江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他编撰《程砚秋演出剧目志》用了20年，却在此书出版之前突然病故，老天连看一眼自己学术成果的机会都不给他，殊为可惜，可叹！而尤为令人担忧的，是还在编辑中的《程砚秋收藏名人信札》与《程砚秋剧本全集》，由于少了程永江，此事成否就多了不确定的因素。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每位离世的老艺术家、学者，或家人、朋友，都可能带走一大批珍贵史料，成为无法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京剧史料的搜求、抢救亟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