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传记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据说，目前各种形式的长篇传记每年大约出版一万部左右，远远超过了“文学王者”长篇小说年产五千多部的出版数量，真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其中亦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然而，当我们透过表面的繁荣冷静地观察与思考，却不难发现，传记文学热潮的背后还潜伏着许多毋需掩饰的危机与隐忧。从整体状态看，传记作品写作的质量与数量没有实现均衡发展，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市场上充斥着不少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格调不高、难以卒读的东西。传记文学写作的质量下滑，亟须引起人们的关注。

　　精神性的缺失

　　令人感到不满足的是，传记创作明显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传记文学精神性的缺失。

　　传记文学创作，原本就是一种人类精神领地里的精心耕耘和播种。当代传记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现代传记文学“新民”与“启蒙”的优良传统上的，对于精神高度的追求，是传记文学的内在力量。纵观人类历史，传记文学的传世名篇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能给人最珍贵的精神启迪，甚至让人终生受用不尽。现代著名翻译家傅雷就是抱着对贝多芬不胜感激的心情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的。他热情洋溢地述说道：“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生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

　　优秀的传记文学创作，不仅要写出传主的精气神，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心灵滋润、灵魂净化、精神提升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它既具备历史的超越意识，又充满现实的人文关怀。传记写作就是要通过对于传主内心世界特别是陷入困顿中的精神挣扎，来表现复杂人性中的诗意与崇高，并将这种诗意和崇高升华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传记的气象和格局才不至于显得狭小和空洞，才更具有饱满和开阔的精神气质。

　　遗憾的是，在这个快餐化、商业化、娱乐化的缩略时代，传记文学隐含着诸多的审美与精神误区。一些作家、写手为了市场需求，为了所谓发行量和点击率，一味媚俗，放弃了自身灵魂所应该坚守的理想信念，出现了舍本逐末的精神偏失乱象。特别是体育明星、商界大亨的传记跟风出版乱象，往往都是“过把瘾就死”，难有精品力作。比如，当人们还在为林书豪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争论不休时，十几种林书豪传便赫然登场了，不乏有八卦绯闻、鱼龙混杂之作。其中有本10万字的传记，作者只用了10天时间便完成。乔布斯去世一周后有关他的传记便上市了。当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之时，市场上有关马云的传记一下子多达近200种，令人眼花缭乱，而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专业枪手“攒”出来的。许多名人自传大都存在他人捉刀“码字”、胡乱拼凑的“快餐”现象，毫无精神性可言。

　　真实性的丧失

　　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作为一种诗真合一、文史兼容的特殊的文学体裁，传记文学要求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形象化的方法真实准确、系统完整地记载传主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卒年月、基本经历、生平事迹、人格力量、内心世界等，通过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之间带有必然性的联系，揭示出一种精神、一种内涵、一种当代人对于历史的体验感悟。因此，“尊重历史”、“表现真实”应该是传记文学的基本审美规范和创作要求。

　　由于一些传记作者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角色，或不愿以“考古视野”来追慕传主人格，或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对史料缺乏周详搜集和细密考证，因而在其传记写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丧失真实性的描述。有的自传公然“造假”，作者凭空想象，甚至歪曲事实，任意虚构。有的自传只写自己的“精彩岁月”与卓越贡献，而对自己不太光彩的一些经历与表现却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充满自恋与粉饰。有的传记，作者甚至不惜伪造明星传主的签名，书中大量内容多系作者道听途说，肆意捏造，法院认为侵犯了传主的名誉权。还有一些传记，作者对自己喜爱的传主一味仰视，在人格上缺少和传主平等对话的气魄和精神，从而将传主“完人化”和“神化”，因而对传主的评价无法达到更大程度的客观和公允。或对传主做“天花乱坠”式的歌功颂德，或对传主在特殊年代里的所作所为避重就轻、隐恶扬善，或对传主的言行做不切实际的辩解。更有甚者，有的传记还将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的重要职务、现当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等，都搞得错误百出。

　　文学性的迷失

　　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内涵，应该包括有利于刻绘传主形象的一切文学质素和艺术手段，如独特的人物外形描写，富于个性化的人物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精神气质、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活动相关的时代环境氛围的烘托，生动的人物语言和行动细节点染，传主与其他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以及对所写历史事件的选择与处理、作品谋篇布局与情节结构的审美化等等。总之，作家要具备足够的文学素养和良好的形象思维，要有鲜明而自觉的文体意识，这样写出来的“传记”才可能成为有可读性、有文采性的“传记文学”。

　　当下很多传记作品存在着文学性迷失的弊病。有人往往为了追求文学的生动、感人的魅力，不惜天马行空任意虚构，大肆渲染，传奇演义，胡编乱造，结果在作品中留下很多漏洞和史实错误，失去了“真实”，给人以粗制滥造的印象。有人囿于“真实”，片面强调“无一事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而对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一筹莫展，最终把一个个传记人物写成千人一面干瘪的形象，令人难以卒读。如何创新传记文学的文体意识，使“历史的真实性”与“赋予艺术魅力”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使传记作品既不失真又有魅力，这才显露出传记作家卓越的“文学”才能。

　　新世纪以来，我曾担任过第三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的评委，对一些党史军史人物传记的总体印象是写得比较僵硬，大多千篇一律，只有“传记”（年谱）没有“文学”。诚如张爱萍将军生前批评的那样，“搞什么回忆录，书架上有的是，拿下一本，换个名字就行了”。

　　主体性的丢失

　　大凡有价值的传记文学，定然是一个生命拥抱另一个生命，一个心灵神交另一个心灵的结果。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传记作者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即传记作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传记家只有与传主心灵相契，才能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不论传主是何等伟大杰出的人物，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出息的传记作家都必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审视、选择、熔裁、压缩以致重新构架他的生平事迹，不是倚重事实而是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去创作出既不失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传记作品。

　　在读图时代中，图传（画传）大行其道，令人喜忧参半。好的图传，如陈思和所言，作者自觉追求“双美”，将图与传有机结合，在形式上保持文学的传记与图片内容相对的连贯性，使文学的传记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和可读性，而图片也不仅仅是文字的注脚，而是以时间为序，用图片和形象来贯穿传主的一生。像陈思和的《巴金图传》、李辉的《沈从文图传》、李祥年的《苏步青画传》等便是明证。这些作品“图”“传”珠联璧合，让人赏心悦目。差的图传，作者缺乏内驱力，丢失了主体性，不在思想艺术上刻意追求，图与传游离开来，容易徘徊在传料的层面，留下的便只有一堆图片和文字的碎片。目前图传存在跟风式炒作、作坊式操作、注水式写作等三点严重不足，离读者心目中的理想图传差距很大。

　　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传记作家应有传记家的职志，时刻警惕或隐或显的“快餐”、 “戏说”文化破坏传记的主体性，要具有崇高的思想和圣洁的艺术品位，挺举起文化自觉和批判精神的杠杆，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传记文学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