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版《牡丹亭》对于我来说，是唯一一部完整体验的戏，从2004年到北京首演，到后来的各个节点，我陆续观看了不少场次，大约有二三十场。另外一方面，青春版《牡丹亭》的接受和经典化过程，在每一个阶段，和社会的关系，对昆曲的影响以及给人的感受不同，是一个可供探讨的社会文化的话题。”在日前由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主办的“时代变动中的昆曲美学——青春版《牡丹亭》圆桌论坛”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均如是说。陈均见证了青春版《牡丹亭》从北大落地生根，发芽成长，随后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全过程。2005年、 2006年，在台湾作家白先勇和北大资深教授叶朗的策划下，青春版《牡丹亭》受到热捧，陈均说，“站在2016年往回看会发现，昆曲在校园的传承与传播，对于昆曲的发展至为重要。”

　　青春版《牡丹亭》之所以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院长、青春版《牡丹亭》制作人蔡少华看来，成因是综合立体的，首先它是一个剧目的传承，有老师口传心授，有文化学者和文化人士引领和指明方向，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青春版《牡丹亭》的完成是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青春版《牡丹亭》到今年年底进场观众会超过五十万人次。“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要抓住年轻的观众。青春版《牡丹亭》主要的传播对象以大学生为主，进场观众年轻人占58 %以上。”

　　除了蔡少华认为的必要原因外，中国戏曲学院傅谨认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还有其偶然性，即“传统文化在几十年来，一直被看成负资产，是一个包袱，直到新世纪以来，这个观念改变，从上到下，尤其整个学界和普通民众，都逐渐产生了这种回归传统的愿望，老百姓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艺术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需求，被重新唤醒，在这个时候情感需要有一个投射的对象，青春版《牡丹亭》恰好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它成为无数人对于传统文化热爱的那种情感指向。”

　　对于传统文化的激活和包装，陈均认为，青春版《牡丹亭》舞台相对来说是传统的，首先，它将一些传统的戏曲美学元素发展了，它在舞台美术上注重写意，这些都是我们在民国时期总结出来的戏曲美学的进一步延伸；其次，它有先锋的一方面，比如它把舞台当做传统文化的博物馆，青春版《牡丹亭》里运用了书画等传统文化元素，并展示在舞台上，这种处理和戏曲美学的关联不大，但是它又和我们如今的美学需求相关，就是舞台并不仅仅是戏曲舞台，而且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流动博物馆，这也就有一些后现代的意味了。而且它运用在舞台里的元素，具有隐喻性，譬如，在新版《玉簪记》里，在“偷诗”这一折，舞台上悬挂的是观音俯首低眉的画像，而小儿女在佛像的注视下谈情说爱。本来《玉簪记》是一出玩笑戏，但是这种处理，使得这种场面具有了隐喻性，赋予了剧作之外的更深刻的意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刘汭屿则以本世纪初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作为参照，刘汭屿表示，“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制作理念，是在现代舞台呈现纯正有生命力的云南少数民族歌舞，也就是把原生的民族民间艺术‘舞台化’。其中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传统之美’——选拔云南各地田间村寨能歌善舞的乡民，带来纯正地道的民族民间艺术，拒绝学院派凭空想象的那种民族舞；二是‘现代之力’——一方面对业余演员进行基本的训练，使之适应现代舞台表演，另一方面则是以现代舞台艺术的理念加以编导制作，使之适应现代审美要求。而所谓‘现代之力’，也即杨丽萍常说的对原生态的民族传统艺术带有‘设计感’的提升改造。杨丽萍的成功经验昭示了昆曲以及其他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样是两点——取材纯正地道的传统艺术资源与带有‘设计感’的现代加工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就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在刘汭屿看来，想要实现传统艺术的复兴，类似带有“设计感”的现代制作至关重要，必须熟谙当代艺术市场的内行人士，以高超的艺术构思和审美趣味为统摄，遵照传统文化艺术的肌理规律运作，才能点铁成金，激发赋予传统艺术在新时代新环境中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