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有一篇绝妙的《辞宴书》，讲他怕去饭局和“托病拒宴”的种种理由，其中主要的一条是：“让我一副奴相去逢迎，百般殷勤做媚态，一时半会儿难以学会”。黄亚洲开开心心地全文转录了贾氏的《辞宴书》，却又坏笑着评论道：“平凹兄是认真过头了。”他说他的态度恰好相反：“换了我，收到请柬，无论是烫着金边的，还是电话里说说的，要真是排得出时间，我就去。”（《贾平凹辞宴，我倒是想去》，刊于《解放日报》2015年8月9日）两位大作家的饭局哲学真是如此云泥有别吗？莫非他们俩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不一样？笑过之后，不由得想起了我自己的经历。

　　1980年代出国之前，好像并没有留下多少宴席的记忆，那时候能吃饱就不容易了。刚到美国时，倒是颇为留意人家很不一样的table manner（餐桌礼仪），总得入乡随俗学一学吧。回想起来，那里是以形而下的技术性细节为主，诸如刀叉、餐巾的使用方法之类。其实美国人相当随意，常常赤手上阵，连刀叉都用不着。每逢竞选季节，电视上还常能看到候选人双手抓着厚厚的汉堡包大快朵颐的镜头，那就是设计好了告诉草根老百姓的——我就跟你们一样俗，快来投我一票吧。万一谁有个优雅地用刀叉切龙虾品味美食的镜头流出来，一定是阴谋“黑”他为“精英”的对手特意曝的光。所以去了美国不久，我很快就忘了吃饭还有学问需要关注。可是1999年回国以后，发现故乡的情况大不一样了，不但饭局数量翻了好几个倍，饭桌上需要从头学起的东西也太多了，而且更多的还是形而上的“学问”——藏在看得见的礼仪背后的人际关系的奥秘，也就是走向餐桌前“后台”的策划和排练。

　　有一回随系里的老师学生一道出访去外地，一次饭局前，看到同事们在为敬酒、喝酒的顺序而排兵布阵，那个认真劲简直就是如临大敌，我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不就是喝酒吗？输了又能怎么样？我的无知把大家给笑翻了。那笑声刹那间让我感到，这问题一定蠢到超过了“奥运会那球输了又怎么样”！在学生面前出这么大的丑，真是个深刻的教训——在中国吃饭的学问绝不容小觑！后来我在学校担任了点行政职务，事务更忙了，同时饭局也多出来不少。面对这个两难，我常常会因工作忙而想要对某些饭局说“不”。幸亏很快就有人来教我了：吃饭也是工作，甚至常常是更重要的工作，在吃饭问题上也要学规矩、懂规矩、守规矩。看来，黄亚洲和贾平凹的饭局哲学不一样，多半是因为黄作家还有实在的行政职务，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公务必须应对，包括在饭桌上应对；而贾作家却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写作——他虽也挂有行政职务，却是虚职，不用每天去上班。

　　“民以食为天”，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共性；吃饭要懂得如何用筷子或刀叉或手指之类的规矩，则属于“性相近，习相远”的文化特殊性。现在跨国、跨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餐桌礼仪及其背后的学问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我因为有过15年美国加拿大的生活经历，一直觉得，有关请客吃饭的人际关系的学问，大概要算中国最多最深。所以，当听到几十年前曾经有位总司令兼大学校长请教授吃饭而教授居然不去的传说，好奇心自然大增。什么样的人会对这样的宴请说“不”？按常理，别说是“国长”了，就是省长、市长、局长请客，就是镇长、乡长、村长请客，还不都一个个颠颠地抢着去、跟着去、混着去？赴宴喽！吃饭喽！赴宴喽！送礼喽！这还是“国长”的宴席，还不用送礼，就带张嘴！谁会不去？！

　　再仔细一想，这也未必就能说是我们中国人的特例，说不定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吧？举个例子，在许多读书人的眼里，全世界最高档次的请客就是每年冬天挪威国王做东宴请诺贝尔奖得主的盛会，一百一十多年来，有三四十个国家的上千人得过奖，只有一个人说了“不”——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萨特在1964年发表的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中说，他“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之前他已然拒绝了法国政府要给他的最高荣誉如“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头衔）。但放眼全世界，也就这个萨特才真的是个特例！所有其他得奖者只要是还走得动的，全都早早安排好时间去了奥斯陆，等待着那天的宴会——也包括另外四五十位法国的诺奖得主。谁会不去？

　　所以，我在编、导喜剧《宴席》时，就想了特别的办法，把这个本属于特定历史年代中国人的吃饭故事放到了国际的大背景中。请客吃饭是中外人际交往的常规惯例，但请谁、吃什么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中国式大餐应该是满汉全席还是“咸菜、糟鱼、臭冬瓜”？美国式请客是上烤火鸡还是鸡精冲的鸡汤？如果是提供简餐，那么是要一眼就能看清里头的“三味奇”呢，还是馅子内容要“你猜”的中国式包子？

　　人类请客吃饭的学问实在太深了。不知道这出可说是跟原来那个传说唱对台戏的《宴席》，会不会一不小心又把大家给笑翻了？倒是很愿意再一次从大家的笑声里学点教训，只要大家笑得开心就好。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