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这无疑在给军旅作家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讲述中国故事，需要诠释的是中国精神，而作为中国精神的文学读本，则应张扬一种中国风格和气派。尤其是承载着强军梦的故事，最能够体现这种正大气象，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文学有高原而无高峰的问题。同样，藉着中国气派，中国文学才能走向世界。

　　我对于中国气派的觉醒与觉悟，源于写青藏铁路《东方哈达》一书。彼时，我的火箭兵系列文学作品《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导弹旅长》和《水患中国》皆已出版，并先后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可是，我对于中国气派的理解与追寻，仍处于朦胧之状。是年早春，我入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上的是大文化课，视界阔大，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哲学、美学无所不包，且班上才俊毕集，格调皆高，四个多月下来获益匪浅。然，此时我却萌生了一种中年作家的危机感，仿佛刚一脚踏在文学涅槃的门槛上，对自己十年专业创作的成就产生一种严酷的拷问与置疑。因此，这一年，本该力作迭出，可我却埋头读书之中，仅写了一篇大散文《城郭之轻》，此为春夏之交，鲁三班才俊佳丽到蒙古帝国的废都多伦转了一圈之后的习作。将近半年，我仅创作了此文，而个人却深陷文学危机，以为时间对每个作家的淘洗很残酷，也许二十年、五十年后，人们的书架上不会再有我等的著作。恐慌和怅然之际，深秋姗姗来迟。时，我已经连续四载在青藏铁路采访，工程将近尾声，这是我最后一次上青藏线。那天清晨，我乘坐列车驶往格尔木之时，昆仑山将近，突然有一列下行的列车迎面驶来，与坐在列车窗口的我擦肩而过，蓦然回首，一个激灵掠过，青藏铁路一书的构思跃然而出，就以上行下行列车两条线索而写，上行列车写修路的故事，从北京仰望昆仑，一站一站地讲筑路人的故事，下行列车则是吐蕃与汉民族一千三百多年间来由地理对峙、战争杀戮、直至和亲的融合之旅。万里青藏，佛陀天国，雪风烈烈，香草美人，辽远艽野，天边一片宗教之蓝，经幡滚滚，如此繁复的历史视窗，却因为有了文本的创新，而纵游八荒，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我对于中国的气派和风格的探索，因了有铁路哈达图腾般的想象，将悬挂于唐古拉和昆仑山上的哈达隐喻为铁路，寒山而下，其标识和图腾于焉，境界从此大开，便可以捭阖古今，直抵历史纵深，再回到现实之中。于是乎，从文本结构到文学叙事，皆有一种浓烈的中国风在吹荡，气韵沉雄。最早刊发此书的《中国作家》原副主编萧立军当时断言：《东方哈达》别开生面，文本创新意识极强，为国家重大工程写作探出了新路。彼预言，十年之内，写工程建设无法超越此书。这是一部浴火重生之作，因了追寻中国气派的叙事，自己第一次有了一种心驰八荒、高楼四面风的从容与自信。

　　何为中国气派？那就是上古的正大气象。远可以溯春秋骑士之风、贵族风度和侠士之义，而承载其中的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底蕴，其犹如一口深深的人类精神之井、思想之泉，令中国作家淘之不竭、取之不尽。

　　然，检视当下之中国文学，离中国气派渐远，亦鲜见中国文学精神在流淌，原因何在？在于我们皆迷失于物欲横流之中，咀嚼那点小感情、小风月、小世界、小情调。故将文学的自我，迷失于历史与时代的深谷之中。

　　伫立于历史的看台上，遥望百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犹如一炬荒火，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燃起烈焰万丈。故因了西学东渐，众多知识分子百年奔走，却救国无门，惟有以夷为师，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掀起白话文运动。从此，上古时代中国气象不再，古汉语之高贵、典雅、洗练之美尽失，唐诗、宋词的平仄押韵节奏之美崩溃，一夜之间，中国文学被完全欧化，变成一个个、一段段，一篇篇繁复、冗杂、累赘的长语、长句、长文，毫无精粹之感。由此而来，中国文学失去了本色，迷失了自己，完全找不到北。太史公的经典细节之美，唐传奇简约之美，元杂剧的一咏三叹，明话本章回小说之雅，《金瓶梅》浮世绘群雕，《红楼梦》高古典雅之美，皆流失了，使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标尺完全欧化，世界性似乎有了，却有克隆之嫌，中国韵味和气派无文无神，成了一条无源无水的干涸河床。毋庸置疑，倘若传统文化缺席，创新便无根无魂。同样，没有中国文学的道统和法度可依，遑论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纵使那些走向世界前沿的文学，至多也是拾人牙慧，或者是某种文学流派的翻版。文学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幸哉，百年遗恨，百载奋斗，百年一梦，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洞开，中国人历经劫难，终于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三峡走了出来，大江东去，一经沧海，终难为水，除却巫山神女峰犹在。文学的女神犹在，波平如镜之中，中国之船终于驶出三峡。而今，我们所处是一个最辉煌无比、亦有阴霾锁城的时代，财富丰沛，文化多元。中国作家生得其时，此为一个催生伟大文学的时代；中国作家亦生不逢时，头顶之上有一个并不深邃的文学天空。前者，全球化的浪潮，奇迹与怪事咄咄，让文学想象贫瘠的中国作家，感受到了真实大于想象的骇然；后者，欲望化和碎片化多元诉求，令许多作家在战栗、悸动或迷失自我，无法驾驭时代，无法找到自己，更无法把控文学，故使得本可以诞生一部部伟大史诗的时代，却让中国作家深陷有高原而无高峰的尴尬与窘迫；特别是军旅文学不能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次第由盛而衰，从主流喧嚣渐次走向边缘与寂静。

　　热闹何其之幸，寂寞夫复不幸？！其实，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寂然何尝不好，退步园中，蛰伏书斋，拉开距离来观察社会。寂寥时刻，可以反思过去，瞄准未来，重新归零，再整装待发，更好地吮吸中国古典文学菁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窃以为，讲述中国故事，凸现中国精神、气派和风格，中国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任重道远，必须回归，从中国古汉语的高贵、典雅和古典叙事文史哲高地上整装出发，深淘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哲学思想之井，以中国化的叙事风格和语言，通天心，接天气，将平民百姓的情感和命运捧过自己的头顶，以人为上，以人性为圆心，写真性情、真实感，说真话，以一缕缕人性的温馨阳光，照亮灵魂的皱褶；以真正中国风格和气派，经营好自己古方块字的文学世界；将每个汉字当做一兵一卒、一车一马一炮来运筹，注重谋篇布局，排兵布阵。提升词格之美、结构变幻之美，寻求文本诡谲多姿、句式变幻无穷，寻法道统，重拾古汉语抑扬顿挫的韵律与铿锵之美，追寻真正的简洁高贵之美，使自己的文字更加老道、老辣，处处氤氲文化氛围，看淡世事，淡泊人生，并藏有无尽的禅机。

　　我对中国文学道统与气派的追寻、回归，始于《东方哈达》，从此步入自觉之境。2008年年初，抗冰雪之作《冰冷血热》，其文本结构愈加自觉，两条线索穿插进行，正写军民抗冰雪之战，推土机般正面推进，侧写读大三的女儿回昆明老家，阻于夜郎国中，车阻冰山马不前，令我在北京城里好生牵挂。两条线索，一主一副，一边气吞楚山云象，一边遥思滚滚黔山寒。那种寻求文本创新的变法，让我风光占尽，叙事表现不俗，中国文学的气派呼之欲出，为此该书荣获了中国优秀出版物特别奖。

　　然而，这仅仅是初试啼声，我知道走向叙事文学的中国气派之途，山高林深，惟有上下求索，一步步抵近目标，上达上古之正大气象，向下则有具体路标。这路标便是大先生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一批“五四”之后的中国作家。彼之作品，既有世界前沿的文学意识，更有中国古典文学格物之美，其文高贵、典雅、洗练、韵律铿锵，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坐标参照。云山苍苍，一任山水间神游。写作西电东送的《国家负荷》时，我一直在高科技与诗意摇摆中两难，似难皈依。一次，出版社老总请客，三盏两杯下肚，人入微醺，想象飞驰，突然联想到了两组具有中国咒语和图腾的符号：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阴阳正负，前者乃生电之说，后者为网架之织。由此结构一部纪实文学之书，满盘皆活，活色鲜香兼具，真正领略到了一种楼高四面风的怡然。

　　此后的创作中，我更加深入地步入中国气派的叙述之境，并趋于成熟。我在写国家电网青藏联网之《雪域飞虹》的路上，用的是正极与负极，结构全书；还有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浴火重生》，则是将四个家庭四代人的命运，与天坛、地坛、月坛、日坛以及江山社稷、天下的隆兴之地的国运相连；至于“一带一路”大中国情结的《于阗王子》，源自山东兖州兴隆塔的盗塔事件，书的结构采用了十三级塔台；而到了写拉萨八廓古城改选之时，完全进入自由飞翔之境。城是不朽的，而生活在城中的苍生命运沉浮，遇世而变。叙述这座古城、高城、净城故事时，如何结构此书，我瞬间想到了以大昭寺转经之内廊、外廊和八廓街的中转、林廓路的大转之道为形式。一转皆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云拿云，时代风雨皆在反复翻转之中，人的命运也由此跌宕起伏。

　　最后入正觉之境，还是人间正道。我蛰伏于阳台十二载写作之后，发现微信得势天下，女儿为我开通，取名老徐。窃以为，此数字平台甚好，亦图亦文，图胜文须更精，可玩着写，配图发，观者皆为朋友众亲，不必太在意文字。因文短，须精，我想到晚明小品，空蒙、性灵、禅意，便以半文半白的叙述之姿，试写了几篇，众亲点赞频频。聚成兄看后，甚喜，邀我到《中华儿女》开专栏，并嘱就按这个风格写，有个性，好看。我承诺下来，一个名曰“剑谈”的专栏由此催生。然，文字不长，仅一面纸，字千三百，说易亦易，说难则难。作家操刀，在读者看来，不过小菜一碟。然，治大作如烹小鲜。大作好写，犹如长江黄河，烟波浩淼，惊涛拍岸，气吞山河。可匠人好为黄钟大吕状，极易唬人。而千字短文，则有难度，形似小石潭秋水，清澈剔透，鱼翔浅底，池边生兰芷，水中无杂草，一览无余。作家功力之深与浅，文笔老辣与稚嫩，寥寥数语，便可测试出来。因此，吟物显志，叹事成理，写人立传，切入角度宜巧，叙述向度更宜摇曳多姿，惟有颇具思想穿透力，并有沉淀诗意的叙事，才会有文化的韵味，凸现出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经国文章，千秋之事，华章宜待秋水洗。秋草黄，霜风白露，一壶浊酒万事休。沉醉之后，看秋山红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窃以为，惟有襟怀高大，境界才高，文章才好。秋水荡过的华章，方有神性和诗意，最终化为宗教之境。也许今生今世，我辈作家无法达到庄子之《逍遥游》、老子之《道德经》、屈子之《离骚》、太史公之《史记》、柳宗元之《小石潭记》、苏东坡之《赤壁赋》、甚至张宗子之《湖心亭看雪》、曹雪芹《红楼梦》之境界，但是我们却因为有了中国文学的叙事坐标，而对中国气派追寻不已，便可以千山我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