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有两个表演分支学科，一个名为社会表演学，一个称为生命表演学。时常有人纳闷之：两者何为也？好事者戏称道：社会表演学就是穿上衣服表演，生命表演学就是脱下衣服表演。虽是戏言，却也大致到位，社会表演学是非审美表演，它的目的是通过表演获得一种社会效果，例如众所周知的相亲表演、求职表演，而生命表演学则是地道的审美表演，它是以生命为材料而全身心投入的，个别表演艺术家因为入戏太深，结束以后仍然人戏不分，甚至久久无法自拔。

　　有道是“不疯魔不成戏”，优质的影视表演必然是生命的表演。我多次听焦晃先生在各种场合呼吁道：表演不是事业，而是生命。他就是凭着生命表演学，至今宝刀不老，魅力无穷，谁都知道他对于表演的痴迷、敬业。林洪洞教授在上海戏剧学院传播生命表演学，与我有过多次交流，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最高境界的表演就是生命表演学。

　　近几十年来，中国影视表演在经历了戏剧化表演、日常化表演、纪实化表演、模糊化表演、情绪化表演和仪式化表演的美学浪潮之后，又到了颜值化表演时期，有谓“颜值当道”。君不见大银幕小荧屏上到处充斥着俊男美女，晃动着张张俊美的脸容。一位当红“小鲜肉”演员曾经悄悄告诉我，他表演时，导演只要求他展现英俊的脸即可，其他无足轻重，故而颜值表演基本均为本色表演，即类型角色加个人魅力的青春表演格式———如果可以称其为表演的话。如此青春洋溢及其放飞，令平均年龄20出头的青年观众迷之恋之，近乎于青春的替代和补偿，也使影视作品的号召力和收视率飙升。青年观众与颜值表演互构，也就成为目前中国影视产业的主要文化方程式。

　　不过，坊间对于颜值表演颇有诟病，认为其甚至无关演技，只是一味地袒露青春美感，在影视作品中不论什么出身、职业和身份，年轻的角色大多俊俏多多。上述的文化方程式中，一是颜值表演上位为影视产品的最大亮点与卖点，故事内容已为其次。目前，银幕块数增长快速，专业资深的影院经理严重缺乏，不少影院只能按“相”排片，熟悉的明星或者靓丽的演员即刻多排几场，反之故事内容再丰富好看也未必入其“眼”，此乃是生意经，以为“品相好”即好卖；二是某些演技颇不令人恭维的颜值演员，因资本运作而拥有了庞大的粉丝群，其作品质量和颜值表演的关系发生倾斜；三是偶像明星的“八卦佚闻”逐成影视作品“攻城略地”的最大附加值，资本如同炒作球星“转会费”一般炒作明星，极力以扩展社会关注度而穷收暴利。

　　由此，明星及其颜值堂而皇之地成为影视产业的最大也是最为稀缺的战略资源，众多剧组手握重金也未必能聘到一线的偶像明星。与此同时，影视作品内容越来越稀，基本靠几个偶像明星的“花架子”撑起。有谓是“宁愿给明星三千万，也不给编剧一百万”，故事及其编剧地位渐次弱势。颜值与技术、演员与明星、偶像与故事等何为影片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成为业界及社会热衷谈论的话题。

　　应该说，明星与作品，本来非悖论的关系，戏保人，人保戏，人戏共生共荣，均为一种良好的文化常态。目前，在资本及由此形成的影视生态中，明星及其颜值成为中心资源以及秩序，剧本退其次而边缘化，它至少是不可持续的，而只是阶段性的文化形象。30年来，表演美学思潮绕行一个大圈以后，似乎又回到戏剧化表演的古典主义美学阶段，但是，其旨趣已变化。我曾如此表述：前者是在浪漫主义语境中的古典美学，而后者是经历后现代以后的全球化时代的时尚神话以及从“吸睛”到“吸金”的“法术”。如此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以吸引注意力为中心的影视文化，演员“颜值”成为影片的市场“标识”，而非内容成为观看者的内心体验以及情感养护，可谓“颜值是正品，剧情是赠品”。显然，在经历一个阶段的文化迭宕以后，演员还是会成为剧本的阐述者、丰富者和表现者，明星与故事的共创关系依然能够出现，人与戏互飙成为时而可遇的佳话。

　　众所周知，判断一个演员的表演等级，一般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角色与演员的差距度，两者愈大，演员创造的空间及其功力越大，若仅是表演自己，美学品质自然偏低；其次，角色的生动性，演员能否将它拿捏得生龙活虎，不是演员表演角色，而是角色带着演员走，是为上品；再次，表演的深刻性，令人回味无穷，入心入脑，则是境界。目前，颜值演员与此相距颇远，需要修炼。

　　表演的初心，乃是塑造角色，而非表演自己或者犹如“选美”，它需要建立在文学以及文化基础上。想当年梅兰芳、程砚秋等表演大师，周围聚集着一批大师级文化人，为其策划本子、文化指点，他们自己也成为高品位的文化人，如此方得表演精髓。

　　中国影视作品若要受人敬重，并远播世界，必须人戏共撑；偶像明星若要有所出息，必须体会生命表演学，少一些抛头露面、资本苟且的社会表演学，而是将表演作为生命的表达，不是事业而是如同生命。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