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以“中国故事———叶小纲作品音乐会”命名。上半场是：《峨眉》为小提琴、打击乐与乐队而作，《悲欣之歌》为低男中音与乐队而作，《星光》为钢琴、合唱与乐队而作；下半场是：《敦煌》(序：乐舞)为乐队而作，《喜马拉雅之光》为男高音、男童高音、古筝、合唱与乐队而作。

　　随着当代中国逐渐进入深度叙事的状态，一个时兴多年的口号“与国际接轨”悄然隐退，“让全世界倾听中国人讲述中国的故事”骤然升起。就这样，通过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几乎成了时下中国作曲家的主流选择。简单而言，讲中国故事，一在讲什么？二在怎么讲，即如何叙事？毋庸置疑，作为艺术创作，关键者就在讲本身。从以往的经历看，跟相仿的音乐家相比，叶小纲确实是一个很擅长用声音来讲故事的音乐家，从早年留学美国时期创作的《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到后来创作的交响曲《春天的故事》、舞剧音乐《深圳故事》，以至于这次音乐会干脆以“中国故事”命题。看上去，他似乎是在讲不同的故事，其实，他所倾注的努力就是在寻求一种独特的叙事。

　　创作于2015年的《峨眉》，即是通过打击乐、小提琴、管弦乐队构建一个点线面的交融与叠合，三者在互动过程中，不仅有个性的极度显现，又不乏共性的适度彰显，我特别注意到不同声音之间的衔接相当流畅；再一个可圈可点的对比是，乐队固定音型的集约铺张与个别乐器极致表演的粗放跌宕；除此之外，不设中心的音调流动与

　　通过炫技集能聚场的情况，也非常值得关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音乐集聚结构驱动能量与力场的一个有效手段。可能成为挑战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打击乐的写法，毫无疑问，与过去管弦乐队常规打击乐器相比，如今的打击乐器种类繁多，一大批非西方传统的民族乐器甚至于非艺术的响器悉数登场，由此，有赖于色彩变化呈现的打击乐音响绝对占据主位。然而，但凡相遇此类过度抑扬顿挫的声音情况，我的感性体验却反而期待类远古节律的动静重新出场，哪怕只是单一物体的碰击，仅仅通过长短不一的物物相及来发出轻重缓急的声音。

　　专门为沈洋打造的《悲欣之歌》创作于2010年，是作者以李叔同的诗词为灵感而写作的。据报道，其立意在演绎介乎于传统声韵与现代音乐之间的歌谣。悲有余而欣不足，则是我在临响过程中呈现的听感官事实。也许，弘一法师的定力与气度，囿于频繁转调而解构的调性界域，使得声音线条的随性穿行一再遭遇障碍。为此，我总有一种被做旧的感觉，难道这果然是抒情曲调不断向音调声调乃至语调的一次功能还原吗？

　　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演出中展现过的《星光》，则一反之前的凝重氛围与悲屈状态，活脱脱呈现一个靓丽可人的形象，充满青春萌动的音势与力场，飘逸潇洒、扶摇直上。正可谓：长短抑扬，顿挫节律吐气息；轻重疾徐，缓急起伏跳脉动；虚虚实实，断断续续，上下左右凸声势，前后明暗显音力。

　　与此相仿，新作《敦煌》这次首演只是交响组曲中的乐舞序奏，尽管其神秘面纱尚未完全揭开，但通过音色对比呈现出来的张力，以及初现雏形的力度布局，不仅预示了后面故事的丝竹雅颂，似乎也暗示着接下去的讲述将会是更进一步的文采风骚。

　　最令听众沸腾的，无疑是创作于2013年的《喜马拉雅之光》。这是专门为男高音石倚洁与男童高音刘珅量身度制的一部作品，紧致清亮的男高音、通透澄澈的男童高音、圆融浑厚的古筝拨奏与大气磅礴的管弦乐队交相辉映，时时闪耀出雪域高原的神奇与圣洁。始端于早年创作《地平线》的这种青藏情结，至此，又有了一个新的升华。高亢与穿越，低沉与拖曳，质朴的音响叙事经由极致的声音修辞，几乎达至艺术与文化乃至于自然的无差别境界。

　　一直以来的印象，叶小纲的作品一般不搞怪，虽然作为1980年代崛起的前卫一代，他也经历过实验创作与西方影响的多重洗礼，但我感觉，在他的音乐里总饱含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抒情秉性，有序生意外，不定成规矩。就像近20年前我曾经评论过他的那样：在叶小纲的文脉当中，一直有一条抒情的线索，只不过时而隐蔽，时而凸显，拨开其周边枝节，则一根通轴裸露无疑，并贯穿始终，可谓生来俱有。也许，一方面得益于血缘父母的赋予，其父叶纯之先生的旋律中总是有那么一点苦涩；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文化父母的倾注，其中国情结的声音存在又总是携带着这么一点感伤。

　　不难发现，在这场音乐会中展现的五种声音，可以说，除了《星光》之外，或多或少系一份佛缘、现一点禅意。中国故事之所以如是叙事，其底力，一定就在深藏于叶小纲心目当中的这一份文化自信……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