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剧照

　　自从2011年美国电影人希拉·柯伦·伯纳德所著的《纪录片也要讲故事》（第2版）在国内出版发行以来，“纪录片也要讲故事”逐渐成为很多中国纪录片人拍片的不二法宝。而在日前举行的“‘底层’的诗性、诗情与影像的开阔空间——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研讨会”上，该片总撰稿、导演秦晓宇却认为，“纪录片不一定要讲故事，就像诗歌不一定要写故事一样。但是，纪录片一定要有人物形象，可能多年以后，情节可以模糊，人物形象却可以留下来，留在观众心中。”

　　秦晓宇指的是《我的诗篇》。这部年初公映的电影新近被剪辑出新的版本，在北京大学进行小范围放映，“以诗歌的方式来处理一部电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版本。”秦晓宇说。之前，这部电影曾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第5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电影奖、第13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等多项荣誉，并于2017年1月13日在国内公映。

　　在担任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总撰稿和导演之前，秦晓宇的身份是诗人和诗歌评论家。“我们在阅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其背后都矗立着人物形象。例如，‘拔剑四顾心茫然’，这个形象非常重要。”秦晓宇认为，据于此并听取观众的反映，这个新近的导演剪辑版较之公映版在人物上略做调整，目的就是让片中的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

　　就目前的《我的诗篇》而言，秦晓宇认为该片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是文学价值。”秦晓宇认为，影片中的工人们把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带入了诗歌当中，而这种大工业时代的工人经验此前基本没有在中国文学史上被书写过。“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许立志的《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是把一罐花生酱的生产说明书，加了个标题后，原封不动地作为他的一首新诗作品，这在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在秦晓宇看来，这恰似那个把小便器摆进博物馆当作艺术品展出的杜尚，工人诗人许立志的诗作正是如此，“它挑战了艺术史，一切都有成为艺术的可能性，一切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艺术创作。这一点非常重要。”秦晓宇觉得，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来的后果可能降低了艺术的门槛，甚至存在一些乱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赋予人们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思路或者角度，“我觉得这种形式在文学中不存在，但许立志改变了我的印象。”

　　秦晓宇表示，“花生酱的生产说明书没有文学性可言，甚至是匿名性的，许立志却赋予了它一种深度抒情，甚至极其强烈的批判色彩，他是通过花生被压榨成花生酱，来隐喻工人被压榨的程度。”秦晓宇认为，许立志看到花生酱的生产说明书，由此联系到他自己的处境、他的打工生涯，所以才会有那样一种想法。“这些人非常有才华和创造力，而且能把他们的打工世界和打工生命的整个经验书写出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越来越紧密的世界来说，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所提供的价值。”在秦晓宇看来，许立志们所经手的产品是销往全世界的，但消费者往往只关注产品本身，而不会去关心产品背后的那些生产者的生命体验，这一点是需要人们思考的。

　　“第二，是启蒙与自我启蒙的价值。”秦晓宇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一直都担当着这样的功能，这些工人诗歌是在为底层立言，而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是通过影像的形式，让各个有思想的人进行对话。“纪录片要多关注社会问题，不要让不同阶层之间失去对话的机会。”秦晓宇觉得，社会进步的动力产生于不足，而纪录片不是作者电影，他更希望借此触摸到中国工人的真实处境。尽管拍摄本身所赋予他“影像的权力”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但他制作此片，与别的关注社会底层的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就是“诗歌”。

　　“诗歌，是一个人深度精神世界的体现，具有审美感染力。既有启蒙的价值，也有影像艺术的价值。”秦晓宇认为，这是《我的诗篇》的第三个重要意义。他表示，自己在此片中力求呈现“真相”“形象”“意象”“大象无形”四个方面的艺术价值。秦晓宇认为，“真相”很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乡愁”，观众渴望真实、真诚，而真相却往往是复杂的、混沌的。由此，他在影片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呈现“真相”，即他所说的“触摸到中国工人的真实处境”。

　　“所谓形象，意思是纪录片可以讲故事，也可以不讲故事，但要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秦晓宇坦言，他对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并不完全认同，而塑造人物形象却是必须的。“具体到影片中，诗人的形象该如何呈现？我选择真正有感染力的方式。”正是如此考量，秦晓宇在导演剪辑版的《我的诗篇》中做了减法，并通过字体、音乐等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呈现他认可的鲜活的工人形象。

　　“之后，是意象。”秦晓宇举例说，能把影像“形象”变成“意象”的，如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英格玛·伯格曼的影像作品，其意义不只在于影像本身，更有“言外的深意”。正像一些诗歌作品，“这是纪录片和诗歌创作的共通之处。”他表示。

　　“最后，是大象无形。为什么我们要创作这部纪录电影？”秦晓宇自问自答，“就是要用影像关注你所关注的社会议题。”而什么是纪录电影背后“大象无形”的东西？秦晓宇举例，著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临终前一年的作品《风的故事》，“影片中的风吹来吹去，游来荡去，风在追寻什么？”秦晓宇思索后认为，自由是风的基本含义，而风在追寻正义。这是他的理解——这就是影像背后“大象无形”的东西，但他却并没有解释，《我的诗篇》背后所谓的“大象无形”究竟是什么。

　　依秦晓宇的说法，纪录电影《我的诗篇》试图在这四个层面凸显影片的艺术价值。“粗粝与唯美，两方面都想在影片中得以呈现，算是混搭。”秦晓宇就最终的影像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