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今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回顾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历程，我们略为有些诧异地发现，军旅文学尤其是中篇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发展并不合辙甚至大为迥异。

　　大略观之，中篇小说这个“新生”品种，虽既无传统也少借鉴，但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则情形大变。武装斗争后期参军的一批小知识分子（以中小学生居多）纷纷拿起笔来，感应时代的召唤，他们多以战士、干事、文工团员、文化教员的身份在战斗中成长，战争经验丰富而文化（文学）修养欠之乃为其基本特点。战争结束之日正是战争文学开始之时。他们对于战争的歌颂、咏叹、回忆、倾诉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两种形式（体裁）。一是长篇小说，带有相当浓郁的自传或纪实色彩，艺术上也许幼稚、粗糙，但以生活扎实，感情真挚胜出，成功者如《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铁道游击队》等等。二是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小，毕竟易于学习和掌握乃至藏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毕其功于一役者亦不乏其人，成功者如王愿坚、茹志鹃、刘真等等。如此一来，那不长不短、既需要生活（一定篇幅的容量）又需要技巧（如结构与语言）的中篇小说反而变得更难以驾驭了（君不见，一些五六十年代以单行本形式发表的十万字左右的大中篇，其实就是长篇的容量和架构，只是因为写法还不够丰富和细腻而无法深入和展开，从而把长篇写成了中篇）。简言之，正是现代文学军旅题材中篇小说作品和作家两方面的“承传不足”，从而造成了当代前三十年长、短、中篇小说三种体裁之间严重失衡的奇特现象。

　　准确地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大潮，启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十年压抑，一朝喷发——数千字的短篇，容量太小，不足以表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工程太大，来不及等待；三五万字的中篇则恰好，讲述一个故事、一段经历，笔墨淋漓而篇幅适中，十天半月甚至一周就可一气呵成，心情急迫而运思从容。尤有意味的是，与作家们这种倾诉情境构成对应关系的读者们的倾听情境——读短篇尚不过瘾，读长篇还耐不得烦，一个晚上读完一个中篇，刚刚好。有鉴于此，独具慧眼的编辑家们又推波助澜，烈火烹油，相继创办了《十月》《当代》《钟山》《花城》《中国作家》《昆仑》《小说家》《小说界》《中篇小说选刊》等数十家以刊发或选发中篇小说为主的大型期刊，和作家与读者一道，同构共荣了中篇小说的繁荣景象，顿使中篇小说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大潮的主打和当代文学的新宠。客观而言，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夜走红，并非当代中国作家中篇文体意识的自觉，而是一种时代的选择，所谓“佳篇合为时而著”，时也，势也。此中篇之福，作家之幸，

　　乃时代之需，人民之选也。

　　比较当代文学，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有一点滞后。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先后有邓友梅、徐怀中等发表了《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阮氏丁香》等中篇名作，但毕竟还是“单蹦”，形不成阵势。而且，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全军乃至轰动全国。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向上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1985年，莫言的著名中篇《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 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格局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如果说，前十七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以长篇小说为标高的话，那么， 80年代军旅文学（小说）的突出收获则以中篇小说为代表。尤其是80年代长篇小说的歉收，更加反衬与强调了这一现实。笔者曾经对80年代军旅小说的总体成就作过一个概括性评价，在此用来评价中篇小说也庶几相当——

　　“大致可以这样说， 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破除左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

　　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与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的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而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达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 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在军旅中篇小说创作方面有上佳表演的主要作家有：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刘兆林、苗长水、周梅森、徐怀中、彭荆风、韩静霆、朱春雨、江奇涛、唐栋、李镜、周大新、乔良、李本深、简嘉、成平、刘宏伟、王海鸰等等。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首先，是在一批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等）转入长篇小说创作之际，仍然有黄国荣、张卫明、何继青、裘山山、衣向东、李西岳、项小米、庞天舒等执著于中篇小说且颇有斩获。此外，非军旅作家邓一光、尤凤伟出色的军旅题材中篇小说的发力也令人刮目相看。

　　其次，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军旅小说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

　　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其代表性作家主要有阎连科、陈怀国、赵琪、徐贵祥、柳建伟、石钟山、陶纯、刘静等等。

　　再次，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读图、刷屏和新媒体的挤压下，随着文学的日趋边缘化，上世纪出道的军旅作家们多从小说阵地上（尤其是中短篇）转战影视或渐次挂笔。而以李亚、王凯、西元、裴指海、王棵、朱旻鸢、王甜等为中坚的新生代作家成为新世纪军旅中篇小说的生力军。“新生代”在文学审美上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感受，倾力展示人物身处大环境之中的渺小与落寞，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文学性建构。他们大多数有着扎实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各自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营构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而文学起步之时的尝试和带有个人成长痕迹的故事也恰适用以中篇小说的体量去表达。“新生代”笔下的中篇小说营构出更加丰繁、复杂、细腻的军营生活和军人感受，使军旅文学的瑰丽风景无限延伸。

　　总之，纵览军旅中篇小说七十年，不难望见：共和国三十年（1949—1979）沉寂蓄势，弯弓待发；新时期（80年代）繁华一季，尽得风流；转型期（90年代）高潮退后，余波绵延；新世纪（2000年以来）归于平淡，水深流静。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文学生态环境（时代）对一种文体兴衰的复杂影响，预示了中篇小说的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认识与把握中篇小说内在规律的诸多课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