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剧照

　　近年来，《媳妇的美好时代》《裸婚时代》《离婚律师》《欢乐颂》等大量反映当代都市男女婚恋生活的电视剧不断掀起一轮又一轮收视热潮，这不仅让当代婚恋剧成为荧屏上颇受欢迎的成熟类型片种之一，而且由之在网络媒体中不断引爆的诸多有关婚恋的热点话题，让电视艺术与生活的胶着更为深刻。刚刚热播完毕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尤其如此，观众在品评角色的同时所表现出的面对婚恋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既是该剧的收获，亦是现实借助电视艺术形式的喷发。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视听效果现代、前卫，剧情热闹、新鲜，有很多当下商业剧难以避免的套路，但伴随着子君的婚姻生活及其对个人价值寻找过程的展开，甄珠、子群、唐晶、凌玲、洛洛、苏曼殊、薇薇安、吴大娘、小董、菜菜，一个为爱和生活全力打拼的当代女性群像不期然跃上荧屏。虽然她们的戏份有轻有重，但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剧中的确没有哪个女性形象可以让人轻松释怀。如果允许将之称作“子君们”，那么就可以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鲁迅的《伤逝》、亦舒的《我的前半生》一路看过来，她们生活中所混合着的历史的重轭与现实的焦虑、思虑的浅薄与遭际的深刻、现实的俗气与梦想的纯洁、生活的无奈与渴望的执着，五味杂陈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多元和多元时代人生抉择的艰难，尤其是女性。

　　“子君们”形象的历史性隐喻与象征

　　看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不能不联系到亦舒的同名小说，从而又不得不从亦舒笔下的子君跳转到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当子君的形象从鲁迅的《伤逝》、亦舒的《我的前半生》中郁郁踱入荧屏，观众所看到的就不止于宛如自己妻女的子君，而是迤逦走来的“子君们”：既是从历史而来的婚恋女性的隐喻、又是现实中多元化女性情感生活的象征。

　　“子君们”从新文化时代争取女性独立、婚恋自由的背景下走来，不啻为给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后的“娜拉”命运书写续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解放的思潮自西东渐，平等、独立、自由成为那个时代的新调。但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觉醒后主动离开家庭、《伤逝》中的子君是生活无以为继不得不离开，《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无论小说还是电视剧，则都是遭丈夫遗弃后被迫离开家庭。从这个脉络看，女性的人身独立、婚恋自由在不同的时代虽则命运不同，但其中的历史语义却大致相近：女性婚恋生活的幸与不幸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思想，而是更在于女性自身的伦理意识。女性与生俱来的依赖思想和对未来的危机感，使“子君们”的婚恋目的不约而同都锁定于寻找值得交付并尽可能依附一生的异性、继而与其缔结牢固的家庭关系。如果说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母亲甄珠是此女性意识的传统典型，那么凌玲则是其新生代的典型。凌玲尽管有能力获取职场成功，但依然为了后半生的心理保障而不惜放弃婚恋道德的底线。

　　这样的形象来自历史深处，她们是封建伦理桎梏下女性文化原型的象征。沿循“子君们”的命运轨迹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女性无论在哪个时代，其命运都或多或少带有这一原型的踪迹，哪怕是最终必须靠职场获取生活的子君、唐晶、薇薇安、洛洛、小董。因此，女性婚恋的自由与家庭生活的幸福首先须得来自她们对自身集体无意识的掘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实习生菜菜虽然戏份不多，但所幸其行为依据是对职场而非异性的焦虑，也许只有菜菜们未来能够真正卸载历史重轭、改变“子君们”的人生。

　　“子君们”的文化超越与重建

　　从上世纪90年代的《渴望》《外来妹》到新世纪以来的《牵手》《金婚》《北风那个吹》《小麦进城》，诸多反映当代人婚恋生活的优秀作品构成了这一题材的特定叙事模式，但近年来出现的《裸婚时代》《欢乐颂》《我的前半生》等却呈现出不同于前的风貌，表现出了对之前婚恋剧所执着的文化传统的果断超越和重建。

　　过去诸多婚恋题材的作品主要通过婚恋生活揭示城乡间因环境而产生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的差距所造成的人群间的文化隔阂、矛盾，乃至因受教育程度不同所带来的生活观念、人生价值观的冲突，其结果也总是农村人的厚道、勤奋、坚韧教育和帮助了狭隘、功利、俗气的城市人，劳动阶层的开朗、包容、善良教育和改变了骄矜、偏执、刻薄的知识分子，反映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向市场化生活方式转型时人们婚恋生活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眷恋和对新观念的怀疑、不安，其中不乏对乡土文化、农工生活方式的矫饰、肯定与对融入城市文化、非农家庭新生活的抵触、焦虑。而近年来，婚恋题材的电视剧则摆脱了这一思维定势和叙事模式，剧情一方面凸显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发展的宏大背景，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下婚恋家庭的矛盾在市场经济全覆盖的语境下已经从城乡文化冲突转向了个体价值冲突。对当代的“子君们”而言，婚恋的羁绊已不是群体间社会文化的矛盾，而是重新认知、检视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将自由、平等、独立的文化追求落实于生活现实的种种撕扯、艰难与必然。在《我的前半生》等剧中“子君们”的现代家庭里更多发生的是依托城市职场生活所必然产生的时间、交通、子女教育、婆媳关系、人情、升职、收入、身体、心理、价值追求等问题本身所包含的矛盾纠葛，其中更多依托的是个体价值观的取舍甚至抉择、更多展示的是个人能力的挖掘与发挥。显然“子君们”正在卸载其祖辈束缚于土地的文化重轭，围绕自身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痛苦着、挣扎着、前行着。这是由婚恋类型剧折射出的当代人对家庭与社会伦理文化的新解和重建。

　　“子君们”的现实焦虑与价值追求

　　物质文化的发展优先于制度观念的改变，当代社会的进步显然走在了家庭伦理意识变革的前面。虽然当代社会制度有力保障了女性应有的教育、经济、政治权利，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所负荷的积淀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伦理思想却难以涤除干净，二者发展的不同步注定了“子君们”会更长时间地在家庭伦理与社会生活的夹缝中摇摆、求索。

　　穿越时代的“子君们”遭遇不同却命运相似：纷纷踏上追求爱情与品质生活的道路，既认同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应承担相夫教子的历史性责任，又为了自身的独立自尊而勇敢接受和异性一样的职场角色，双重的坐标让“子君们”无法摆脱生活的焦虑，进而失误频发。唐晶相恋十年终未能步入婚姻生活、子君在职场焕发的青春魅力又将自己置于友情与爱情的天平上、甄珠倾一生经验换来的安稳晚年终因病成殇、子群终于下定决心告别过去却又困于意外怀孕、凌玲为了赢得家庭的稳固一次次放弃人生底线，观念与现实需求的错位，造成了女性自我定位、发展的重重阻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无论多么艰难痛苦，“子君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娜拉走了之后会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如是说所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尚没有给予女性独立发展的空间，但今天，“子君们”终于在伤逝之后活了下来，而且活出了应有的风光。

　　总之，不论小说还是电视剧，故事的结尾子君都获得了自由独立的生活并遇到了新的爱情，但这也表明当代女性个体价值的实现仍然不能缺少异性的认同，尤其是电视剧以子君与闺蜜男友的感情纠葛来衬托她重新焕发的女性魅力，更是影响了人物“情致的始终如一”。但这一不足也许正是现实的真实。社会的进步关键在于家庭的进步，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子君们”，唯有实现人格的独立，方能在变化的社会与嬗变的观念、甚至陡变的生活中不畏艰难、砥砺前行，终而获得追求自由、幸福人生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