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极花》《黄雀记》《我不是潘金莲》《群山之巅》《人民的名义》《装台》《慈悲》……5年来，大批优秀小说涌现，长篇小说每年出版四五千部，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雨果奖等多个重要奖项也花落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实力不断增强。总结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进一步探讨如何直面社会现实，坚守文学理想，讲好中国故事， 8月14日，文艺报社在京举行“砥砺五年——小说创作研讨会”，吴义勤、雷达、胡平、白烨、孟繁华、梁鸿鹰、徐可、胡军、王干、刘琼、陈东捷、韩敬群、孔令燕、付秀莹、郭宝亮、刘艳、刘芳坤、岳雯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拆墙”：多代人同台，打破代际划分藩篱

　　就作家队伍而言，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多代人同台共演。评论家白烨、韩静群、王干等分别指出，从“30后”到“90后”乃至“00后”都在发生影响，其中“50后”“60后”仍保持强劲活力与雄厚实力，“70后”崛起，“80后”迅速成长，出现一批有分量的超越自我的作品。王干将这种创作队伍的特点称之为“代际折叠”。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也强调，许多深孚众望的老作家、名家笔耕不辍，佳作迭现，广大青年作家则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强化了对生活的体验与思索，孜孜研习叙事技巧，刻画同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方面有所突破，他们的世界正在突破年龄阅历与代际划分的局限。

　　五年来，作家们打开自我身份认同、代际划分的藩篱，努力表现有机的完整的广阔的时代生活。雷达说，“代际划分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于认同自我的‘代际’，就可能成为‘自限’，成为问题”。他举例道，孙慧芬此前作品基本都是出自歇马山庄，《寻找张展》则跳出歇马山庄，指向一个“90后”青年的丰富曲折的精神世界，是自我突围、逆水行舟之作，改变了她自己的一贯格局，也改变了“60后”“50后”的格局。而“80后”张悦然的《茧》和“70后”路内的《慈悲》也不同凡响，向父辈溯源，向历史探究。雷达将这样的双向运行称之为“拆墙”，拆代际之墙，拆思维惯性之墙，拆自我身份之墙。

　　“在地性”：关注历史进程，探索精神高地

　　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五年来长篇小说创作题材前所未有的丰富，有一些题材是没有涉及到的，丰富性中又有一种倾向，即现实性题材特色明显并且成绩突出，有的写乡土，有的写都市，有的写小人物，写反腐，写情感疲惫，写知识分子命运，等等，每一类都有很多代表性作品。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强调，近年来小说重视书写人的社会性存在，努力探索精神的高寒地带，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方向，出现许多有灵魂重量的作品，在关于真理、真相、政绩、良知、救赎、宽容等精神层面和哲学层面的探索上都有所进展，在人的心绪与时代情绪的探索上更见深度与力度。

　　“生活在巨变，在一切都提速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长篇小说能对现实发言。这是时代的需要。”雷达指出，在如何把握和表现时代生活、如何深刻体现人民群众丰富的思想情感变化、特别是如何对现实发言，如何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做出积极的回应等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他认为，“所谓表现时代并不是面面俱到，高举高打，摆出个宏大架子，搞罗列流水账的几部曲之类，最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创造出最具时代特征的精神，最有代表性的生存状态和人物典型”。可喜的是，已有很多富有启示性的作品出现，如《带灯》写基层维稳办的繁琐生活，《极花》是关于拐卖的故事，《篡改的命》状写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装台》透过一群几乎被遗忘的装台人的悲欢人生戏剧道尽底层人的万般艰辛，《我不是潘金莲》写出人民疾苦和官员百态，等等，吟唱底层哀歌，极具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评论家们从不同角度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指出，中篇小说队伍稳定，质量均衡，生产机制成熟，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其中现实主义的成就最高。如《行走的年代》《世间已无陈金芳》敢于面对当下时代精神难题，一定程度上文学“守成”比滥用的创新更重要。《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发现， 5年来许多相对成熟或重量级作家回归或转向城市题材写作，对城市文化和城市问题的观察与抓取生动而深刻，迅速拉高了城市文学写作水准，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记录，如《匿名》《安慰书》《妈阁是座城》《人民的名义》《慈悲》《装台》等；另一方面，新乡土叙事呈现新的元素，回到乡土立场，真实再现传统乡村遭遇时代变革时的复杂性，如《望春风》《大风歌》等，其中“70后”女作家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如《陌上》《神圣家族》等。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宝亮强调，5年来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多，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随园》《丹麦奶糖》等，具有深厚的“在地性”，“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基于观念创作，现在基于现实生活来写，完全来自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活，是中国经验、中国叙事、中国故事”。

　　“回归”：从先锋回到传统，挖掘中国古典文学经验

　　写作题材上现实主义更为凸显，写作方法上则更加多样化。白烨举例道，这几年出现的鬼魂叙事，是一种吸纳网络写作手法的叙事方式，可以不设定主人公和主体故事，视角不受限制，打破叙事边界，加强了叙事的陌生性。

　　先锋依旧在，有了更多可能。《文学评论》副编审刘艳说，许多当年的先锋作家更加接地气，开始回归现实、回到故事，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思考怎样讲好中国故事，可以看做是先锋文学的续航。郭宝亮也认为，很多写作者都经历过西方的先锋文学精神的磨砺，而今回归到传统，回归到本土，回归到大地。

　　汲取中外文学传统资源，尤其是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挖掘写作经验，提高叙事技巧与语言表现力，成为近年来小说创作中一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雷达举例指出，如《望春风》语言典雅传神，具有画面感、色彩感、动感、质感，打造了一种与江南情调相协调的语言，它注重中西合璧，中西打通，结构紧密，能感到作者对《金瓶梅》《红楼梦》手法上的某种转化；《陌上》语言纯净，风格清丽，时时感到它的根子深扎在传统的土壤中，有经典现代乡土小说的影子，有《红楼梦》的意味，“让人欣慰，中国乡土叙事优美传统后继有人，而且还那么年轻”。

　　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注意从中国文学传统与文脉中汲取有益成分，以此滋养自己的写作，如《我们的踟蹰》从书名到立意都是从汉乐府《陌上桑》中化出；《迷城》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守正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正道曲行，知雄守雌，两个人物显然是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中获取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