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敦刻尔克》是好莱坞的一大赌注，以2000万美元加20%的票房分成，请到了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让这位从未拍过战争片的70后主导二战关键战役的大片。用《盗梦空间》里的话来说：“亲爱的，你要勇敢地去做大一点儿的梦!”———好莱坞是不是期待诺兰把自己“采梦大盗”的才华释放到一个越来越远的记忆空间？

　　结果显然是成功的，诺兰坚持了自己的风格，在影片中将自己剪辑大师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好莱坞也斩获了可观的票房与声誉。这在电影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它打破了艺术电影与大众电影的界限，将欧洲“作者电影”与美国类型电影融为一体，具有高度的文化贯通力。

　　用更美的时空结构对抗观众的视觉惯性

　　观众对《敦刻尔克》的赞誉，首先来自影片视觉上的纯净感。这种纯净感的基础，是一种久违的电影语言。将近两个小时的长度，对话寥寥无几，几乎回归到电影诞生之初的默片时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影片的文学要素，避免让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冗余拖沓，使画面成为真正的主角。在影片的音乐方面，既没有《泰坦尼克》里那样煽情的主题歌，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无源声响，仅仅在一个“手表连续敲击”的原始概念中演化出不断重复的颤音。这种处理是对观众审美惯性的巨大挑战，有声电影出现以来，观众已经养成了在电影中“看小说”“听音乐”的传统。奇怪的是，诺兰的我行我素不但没有碰壁，反而深受观众的喜爱，这难道是“物极必反”的显灵？

　　并没有这样简单，一个对抗流行的导演，必须要用更好的给予来说服观众，诺兰的法宝，是回归电影的视觉本性，让观众全神贯注在画面的非常规转换上，在不知不觉间离开日常，打开潜埋下意识深处的心理时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整个影片有四维时间：陆地上，英国士兵汤米和法国士兵吉布森的逃难过程，长达一个星期；大海上，船长道森与儿子驾船救援敦刻尔克溃军的航程，一个整天；天空上，英国飞行员法瑞尔和柯林斯与德军的殊死战斗，一个小时；电影本身的放映时间，107分钟。四个不同的时间，如何融为一体？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处理，而诺兰以最接近电影现场感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用战斗机的飞行时间为主轴，尽可能保持空战的叙事完整性，让电影的放映时间与空战时间基本叠合，给观众强烈的现场感。同时，将道森船长的一天航程和陆地上40万官兵一个星期的回家之路碎片化，嵌入到空战的间隙中，获得紧迫的节奏。这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艺术创造，它实现了线性时空与非线性时空的高度统一，让观众在时空穿梭中获得超验性的愉悦。

　　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敦刻尔克》的时空结构并非彻底的原创。自从1903年美国导演鲍特在《火车大劫案》中开创平行剪辑的手法之后，非线性的时空结构被大量使用，衍生出交错时空、套层时空、拼贴时空等等多样形态，诺兰的剪辑手段在历史中都有清晰的来源。《敦刻尔克》非常宝贵的品质，是它在营造梦幻般的情景转换中，努力追求电影的人文性和人的主体性。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镜头都是用IMAX摄影机现场拍摄的，舰船、战斗机、枪械都是真实的，二十多年来CG电影(ComputerGraphicsFilm)当道，虚拟技术、特效满天飞的虚浮景象在《敦刻尔克》中毫无踪影，这使影片充满纪录片的感染力，数码被驱逐，人物始终是中心的中心。对于观众来说，这是视觉上的一次人性回归，朴素中有丰富的感受。

　　导演艺术的根本是克制，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新潮中坚持自己的风格，不必要在一部影片中释放自己的全部理念，更不需要在影片中堆砌各种新技术、新科技。诺兰在这部影片中的场面调度和剪辑十分纯熟，但没有过分地炫技，很多镜头是重复的，转场也没有用叠化、淡变等观众熟悉的手段，往往是一划而过。这对诺兰来说具有自我变革的意义，表达出电影美学意义上的成熟性。一个功力深厚的导演如同大海上的冰山，影片中显露出来的仅仅是一个尖顶，让观众感知的却是无边无际，这正是《敦刻尔克》给人的从容美感。唯一奢华的是，诺兰将沉重的IMAX摄影机装到了战斗机上，完成了一件谁也没有做过的事儿。电影诞生以来，移动摄影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技术要素，诺兰将最现代的数码装备整合到螺旋桨年代的战机中，在广阔的视野中交替切入不同时序的战场空间，是颇有勇气的尝试。

　　《敦刻尔克》的这番深意，颠覆着好莱坞战争片黑白分明的传统格局

　　《敦刻尔克》的镜头魅力之后，是浓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内涵。这集中体现在影片对人性的宽厚接纳。影片中那个懦夫般的落难水兵，在道森船长的船上缩成一团，还害死了热血青年乔治。这样的形象以往的文学艺术中是典型的鄙视对象，只能用来衬托英雄的伟大。英国士兵汤米和法国士兵吉布森的保命之旅，几乎是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而整个40万等待救援的英法军队，在影片中满面沮丧，都是一副打蒙了的败相。这样的军队还值得拯救吗？这是影片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尤其是对当代观众具有鲜明的意义。千千万万的人聚集在海滩上，不知道如何达到回家的航线。《敦刻尔克》震撼人心的根本，正在于这个“回归”的强烈愿望。也是在这样的人文导向下，影片的几个拯救性人物坚定指向了关键性的传统价值：飞行员法瑞尔和柯林斯的忠勇、将军的临危不乱、法国士兵亚历克斯危难时刻对英国士兵的生死救助……其中最难得的是“月光石号”的老船长道森，他身上有英国绅士的一切优秀品质：责任、荣誉、勇气、镇定、宽容、机智、修养，面临生死抉择时的道义感。他与海滩上丧魂落魄的群体形成巨大的对照，是传统价值完整的呈现。

　　诺兰复活了古典的老派气度，给人耳目一新的重逢之美。这种美好不是《巴顿将军》的豪迈，不是《卡萨布兰卡》的深情，不是《血战钢锯岭》的拼杀，而是一条小船上的淡定优雅。特别重要的是，他对怯懦的英国落难水兵和所有惊慌失措士兵的理解，他深深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还有深深的自责：“我这个年纪的人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让年轻人送命？”老船长的这番话，让年轻人如释重负，顿时原谅了自己所有的苟且与庸常，原谅中又有些惭愧。这正是诺兰的追求：“尽力让观众浸入到一种紧张的、带有对历史崇敬感的环境中，但同时又具有一种娱乐感。”

　　诺兰倾力打造的道森船长确实显得有些过于完美，从人物设计上看，也缺乏背景铺垫和内心脉络，严格地说属于“扁平人物”。这大概源于道森船长的叙事功能主要是释放诺兰对战争的理解：也许正义不是绝对的，英国式传统也有深藏的悖论。《敦刻尔克》在这个叙事层面上放大了文明的隐喻，让人想到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的论断：“倘若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气质，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存在。因此，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他们所关心的两件事就是：一、建立传统；二、当它所带来的好处用尽时，就努力摧毁之。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敦刻尔克》的这番深意，涌动着诺兰的历史反思，也颠覆着好莱坞战争片黑白分明的传统格局。从这个角度可以体会到电影中的一个特点：德军的存在只是停留在飞机枪弹的画面上，一个具体人物也没有出现，这就避免了将敌对方脸谱化、机器化的习见套路。以往的好莱坞电影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诺兰要以此来表达对大战双方的怜悯？从1930年《西线无战事》问世以来，面对战争的疑问绵绵不绝，诺兰可能质疑一切，但在这永恒的追问中，他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