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是宗教传说中的高塔，《圣经·旧约·创世纪》宣称，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个故事试图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近日，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研讨会用颇具文学性的“巴别塔”作为题目，旨在展望翻译领域的未来。

　　“翻译家以母语取胜”

　　近年来，受到社会环境、业界生态、物质诱惑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不少乱译、错译、误译的作品，曲解了原著的精神，误导了读者的思想，损伤了文学翻译的形象。同济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教授袁志英认为：“文学翻译的现状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糟糕。如今一些三四十岁的译者非常棒，写出来的文章很有思想内涵。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偏向，学外语的偏向于外语，往往忽略母语的学习。实际上做好翻译，母语一定要掌握好，在这方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比如德国一位翻译家，他翻译的一些中国小说和原文差距很大，但汉学家为什么不重新翻译呢？因为德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主要是从他那里来的，而且大家喜欢他的翻译风格，他的德语漂亮极了。现在德国的汉学家很难达到这个水平，这位德国翻译家是以母语取胜。”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也认为要重视文学翻译中汉语性的凸显问题。汉语一字一音一义，是一种孤立语，它不太重视刚性的语法规制，而更重视内在的语意生成，少有必须不能省略的句子成分，相反为追求某种特殊的语言效果故意省去一些成分。基于汉语的这种特点，在汉译外国文学时，能深刻体会中文的上述特性并善加利用，无疑是确保译文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可决定译文的质量与品级。

　　“以上这些尚属技术层面的考较，更重要的是要在观念层面上确立，译者有维护汉语纯正性的使命，有在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遵从汉语的表达习惯，进而尽可能地凸显‘汉语性’，即汉语特有的丰赡美与博雅美的责任。”汪涌豪说。

　　文学翻译批评体系需要完善

　　为描述翻译的现状，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吴刚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一群人做一件事情时，做得不好大家铺天盖地骂他们；做得好的时候大家倒不大说什么。时间一久，愿意继续做事的人越来越少了。吴刚认为这一现象背后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学翻译的批评不是非常健康或者健全。

　　“文学翻译批评为什么难？为什么相对处于一种比较缺失的状态？因为翻译批评既要看原文又要看译文，看完以后要花两倍的时间写一篇文章，说人家不好是得罪人，说人家好又未必能找到发表的平台或者场所，这是翻译圈长久以来的问题。”吴刚坦言，“如果专业批评缺失，就会有其它的批评势力来填补，现在铺天盖地的就是网络上的批评。但网络上的批评，一是比较‘外行’，其次语言当中充满了暴力。”

　　“目前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还缺乏专业性，少数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被耸人听闻的言论所淹没，即使是优秀的专业评论大多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而缺少提炼思考的过程，无法上升到不断完善评价体系的层面。”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指出，优秀成熟的文学翻译评论，应该对推动评价体系发展有所建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的转化，现在的读者与林纾时代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说‘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雅’字如今应该怎么理解？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是否有必要曲解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而扩大程式性注解的比例？历史证明健康发展的翻译体，对于保持中国语言以及文学的活力，起到过并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鉴于这一点，我们更应该通过优秀的成熟的标准来推动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

　　翻译如何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个焦点话题，翻译也被赋予了重任，希望能够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些中国作家或者国内很多出版社有一个误区，认为‘走出去’是作家和翻译家之间的事情，只要找到好的翻译家，这个事情就完了。其实并非如此。”外国文学编辑及译者彭伦提出，“‘走出去’的主体应该是国内的出版社或者代表作家利益的代理人，以及国外的出版社或者版权代理人。‘走出去’实质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文化交流，它是双向的；其次‘走出去’实际上是一种版权贸易。”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认为，翻译家选什么来翻译，其眼光对一个国家今后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以利玛窦、徐光启为例，“他们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成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利玛窦在中国住了28年，本来是传教士，应该翻译《圣经》，但他想到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也许是因为徐光启跟他说，《圣经》反正有人翻，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跟西方学，所以他传播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利玛窦实质性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而徐光启通过利玛窦将西方科学、宗教、哲学引进中国，他们的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文学翻译新世纪”的到来

　　如今新一代读者很多都能用多种语言阅读，机器翻译也日益发展，所以未来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其宗旨必然会有所变化。

　　信息技术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接受和消费，技术和文学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联系过。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袁筱一说：“翻译作为文学生产、接受和消费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我倒并不完全认为它一定是受害者，甚至作为一半是文学生产、一半是文学接受和消费的文学翻译，可能更直接会受到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是‘文学翻译新世纪’的到来。”

　　去年Google推出了一个商业部署的神经翻译网络，准确率已经达到86 %。这种动态翻译方式比以前以词组为单位的翻译方式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有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机器可以独立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针对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作家小白认为，翻译行业面临着生存危机，但文学翻译依然有自身的优势，“文学翻译包含着另外一个方向上的成果，也就是语言本身。通过文学作品的互译，两种语言互相碰撞，生产出新的语汇语法和新的文体。将来翻译家仍会有事可做，他们可以把准确性这部分交给机器人做，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研究语言的表现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