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势头迅猛，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近日由文艺报社主办的“砥砺五年——文学理论批评研讨会”上，雷达、胡平、李舫、张未民、徐忠志、周由强、范玉刚、张燕玲、徐刚、李壮等文艺理论批评家与会就五年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情况展开深入探讨。

　　“新世纪最初十多年的文学，基本上是沿着80年代文学、 90年代文学的逻辑惯性运行下来的，真正的新世纪文学，那些新的东西也许就是从我们这五年中生长出来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两次重要讲话对文学理论批评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五年中，文学理论与批评正在经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进行着历史的整体性重建，文艺理论评论家在推动真正的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中起了和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会专家们也纷纷指出，五年来文艺界面貌一新，面对中国当代大变革大发展的丰富实践，文艺理论界与批评界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做出不断的思考与探索，成果不胜枚举，表现出了关注中国经验、中国传统、中国现实的品格。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周由强认为，五年来文艺评论政策导向更加明确，视野更加开阔，标准更加准确，问题更加集中，人才更为整齐。评论家胡平说，如果说激情澎湃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文学评论的青春期，那么现在当代文学评论已经进入了中年，更加成熟、老练、有章法，循一定之规，同时又在新的文学局势下主动应对，积极调整，取得新的进展和收获，“评论很难像创作那样异军突起或爆款一时，但可以静水流深，波澜不惊。”

　　五年来，很多概念重新有力地进入或回到了理论评论视野，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如人民和人民性概念。评论家雷达指出，人民和人民性都是历史概念，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人民性一词源于俄罗斯文学，如批评家别林斯基将人民看作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以这一阶层的人的生活为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为对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十七年时期”中国接受人民性观念，与彼时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高度契合，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武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这一内涵扩大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一谈到人民、人民性，批评界有些人便本能地认为这是一种旧意识形态的复归，是一种过时的批评话语。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既是一个集体概念，也是一个个体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雷达表示，过去我们一直将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概念，从而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和爱恨有所压抑，只有对人民个体性价值的不断发掘，对人民性概念认识的深化，真正体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价值和利益，人民性的观念才能成为诚实的理论和接地气的观念。此外，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典型人物、中国故事、中国精神、文化自信等概念也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的热点议题。

　　五年来，以人民性为价值趋向的当代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中国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指出，中国文化如何体现大国担当？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要为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提供文化价值的润泽，这种担当需要中国文论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底蕴，浸润中华美学精神。文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同样也需要中国文论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和话语体系建构，更多地指向中国的审美经验，需要中国文论与外国文论的平等对话。当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要把握好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既要增强敏感性，倾听时代的声音，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又要回归艺术本体，回归生活现实，回归中国文化立场，守护艺术的核心价值及其人文导向。

　　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与崛起也备受关注。《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文学批评家，五年来，一些新机制新举措为推出批评新人、引领批评风尚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引导当下青年学者进入当下繁荣而多样化的文学格局，助力他们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工作，如研讨新作、考察文学现象、追踪文学热点、出版系列批评专辑等，在文坛影响颇大；各地文学报刊以推人才、出佳作为本位，催生一代又一代作家评论家，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鲜活有效的展示平台。青年批评家李壮认为，五年里，一代青年批评家登场并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关注同代人的写作，用充满生命体验的方式进入文本，敢于批评的锋利的一面令人印象深刻，一些青年批评家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