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苦干剧团一九四四年在上海巴黎大戏院上演杨绛所编话剧《游戏人间》（姚克导演）的说明书

　　在中国百年话剧发展历史中，如何让观众接受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将东方写意与西方写实真正结合起来，完成真正的民族化，是话剧人一直孜孜不倦探求的不朽命题。从1939年张庚先生提出“话剧民族化”的命题，到焦菊隐、黄佐临、徐晓钟等老一辈艺术家在“话剧民族化”的实践上继而提出“写意戏剧”“诗化的意象”等戏剧观念，再到今天较有代表性的王晓鹰导演提出“中国意象的现代表达”，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话剧民族化不只是形式上的东方表达，更应是思想内容的民族呈现，是“借尔躯体、照我内心”地反映民族变迁和生活变化。回顾中国话剧史，可以发现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戏剧作品，在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做出了不少努力。

　　杨绛一生坎坷，饱读诗书，博学睿智，坚韧顽强，被称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与丈夫钱锺书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折射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芒。杨绛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涉及小说、散文、戏剧、文论等领域，尤其在翻译领域成就卓著。她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戏剧作品用朴素的平民化语言来呈现“民族化”特点，成为话剧民族化进程中的优秀案例。

　　虽然戏剧创作对杨绛来说是业余之好，但步入剧坛，也非偶然。她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外国语文学系，同学中有不少后来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的杰出话剧人才，如洪深、陈铨、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对杨绛戏剧创作影响颇大的先后又有三人：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王文显，教她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理论；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并专攻戏剧的陈麟瑞，让她对戏剧结构技巧熟稔掌握，并启发她对于可笑的事物的研究；作为校友的李健吾，他不仅是剧作家、同时是一个导演，是他将杨绛的作品搬上了舞台。在良师益友的熏陶、帮助、指导下，杨绛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她最有代表性的创作是喜剧二则《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后有《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除《游戏人间》外，其他三个剧本现具存。

　　《称心如意》写孤女李君玉被大舅妈荫夫人写信招来投靠，以顶替做银行经理的大舅赵祖荫的女秘书，之后又被推来搡去遭舅母们合计把其送到性格乖戾的徐朗公处，不料却收获继承家产、嫁如意郎君的圆满结局。该剧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和闹剧之后，有了大反转，完美收尾。剧本中刻画的李君玉性格耿直干脆、纯净乐观，与舅母们经营算计的丑恶嘴脸形成鲜明对比。作品游刃有余地掌握了喜剧的技巧，结构完整、人物突出、语言朴素，揭示了生活的矛盾和冲突，深入地表现了十里洋场中上海市民的疲软和麻木，是一部含泪的喜剧。《弄真成假》写虚伪造作、招摇撞骗、假冒富家子弟的小职员周大璋和贪慕虚荣的张燕华为追求物质爱情所制造的一出讽刺喜剧。最后“弄真成假”，戴着虚伪面具的二人愿望纷纷落空、无奈结合。剧本的语言精彩精炼，鲜明地展现了剧中主人公的可笑可悲，进而折射出当时社会人性的悲哀。这两部作品是杨绛戏剧创作的代表作，剧中人物形象的刻画通过语言及精妙的戏剧结构等因素呈现，是对自私、虚伪、势利和粗鄙的人情世态的嘲讽和竭力鞭挞。这些都源于杨绛在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对小市民生活的体验及知识分子特有的“世事洞明”的积累。

　　杨绛创作这两个剧本时，正值八年抗战时期，当时寓居在上海辣斐德路钱家。上海作为敌占区，政治黑暗，人民生活无奈。由于戏剧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上海地下党把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组织戏剧演出，开展戏剧运动。

　　上世纪40年代的戏剧创作，尤其是喜剧创作，除杨绛外，极具代表性的还有陈白尘的《升官图》《结婚进行曲》，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张骏祥的《美国总统号》，以及丁西林的喜剧创作等。此时的杨绛、李健吾等人置身孤岛，其创作虽未直指黑暗的政治现实，却从小人物的丑态毕露暗批社会现实。这是话剧亲民并戳心的民族化特点，而这种民族化应该是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大前提下完成的。我们可以从杨绛一生的创作中窥见其精神高度，也可以通过她的戏剧创作看到话剧的大众化进程以及如何通过话剧去反映民族和时代背景的本源。

　　“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收录了《喜剧两种》 1982年版后记，杨绛如是说。所以，杨绛的剧中人物所折射的是一个精神贵族的爱国和担当，她的话剧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民族情怀。

　　杨绛的戏剧作品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话剧民族化”成为讨论热点的背景下完成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民族化”的历史，如何无限地接近中国观众是“话剧民族化”的核心问题。从最初的文明戏对旧剧沿袭的尝试、对外来艺术形式的同化，到爱美剧强调非职业化，致力于翻译和改编西方名剧，到民众戏剧明确话剧平民化、通俗化，再到抗战戏剧借用历史剧、讽刺喜剧深化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表达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杨绛的戏剧创作所处的抗战戏剧创作的大背景是话剧民族化发展日趋成熟和得法的阶段，话剧艺术开始经由一部部探索性作品走向大众，让这一外来的艺术形式渐渐接近本民族的表达方式。

　　在杨绛的笔下，没有高大的英雄人物，只有平常的小人物，不管是可亲可爱的，还是可憎可恶的，抑或是可悲可叹的，话剧演绎的都是极具生活气息的寻常百姓的爱恨悲喜，回馈给观众的是笑中带泪的思考。我想这样的作品，是投石问路也好，是沧海明珠也好，都是话剧民族化历程中的宝贵成果，体现着中华民族灵魂的博大和精深。完成这几部戏剧作品之后，杨绛的戏剧创作没能够再延续。在沦陷区，为了辅佐钱锺书撰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再后来她更多地致力于翻译事业和文学创作、评论，在小说及散文创作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小人物形象，其精神的富足和高贵使她笔下的人物熠熠生辉，其影响贯通了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成为令人尊敬的“杨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