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照

　　民族性一直是中国电影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这无疑代表了本土电影在自我身份确认上的种种努力。从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取得巨大影响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祖记》，再到以艺术探索见长的《神女》《小城之春》等，它们分别从传统艺术资源借鉴、传统价值观念挖掘或传统审美风格尝试等不同路径探索了影像的民族化之路。在产业和经济成为主调的当下，中国电影似乎已经足够“热闹”，而电影的民族性似乎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但近期《不成问题的问题》的上映却再次提醒我们，电影民族化风格的探索之路仍在继续，依托于中国独特的人情社会结构和诗意性的传统审美范畴，本片在故事、主题和影像风格等多方面都体现出少见的中国气派。

　　从小说到电影：内在气质延续与影像改写

　　《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原著是一篇两万字左右的小说，和作者的其他作品相比它并不知名。而导演梅峰在选择改编文本时却慧眼识珠，感受到这篇小说背后的批判力道和审美旨向。从文学作品的影像改编而言，原著似乎并不适于拍摄电影，因为碍于写作篇幅，行文更多以第三方描述为主，很少出现直接的人物对白，而丁务源、秦妙斋等人物恰好个个巧舌如簧，他们圆滑虚伪的个性正需要简练而富有意味的语言表现，这无疑对剧本改编构成挑战。

　　但从另一角度分析，原著却为影片提供了完整的故事框架、主要人物结构与核心主题旨向，这又为影片的深度表达提供了便利，比如电影开篇用简洁手法展现了丁务源的装束和起床梳洗场景，这正对应了原著起始部分对这一人物的描写。影片也有很多精妙场景与细节直接源于原著，比如丁务源撞见工人打牌，秦妙斋和丁务源初相见虚伪交锋，秦妙斋用花生当赌本，尤大兴因为鸡蛋事件下台等，这些情节都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看性。

　　当然文学语言主要依托想象，而电影则要直接视觉呈现，所有表达都要具体化，场景道具、服饰化妆、摄影选择，其中每一项对于最终的效果呈现都有直接影响，但本片的可贵之处恰恰在此：在借鉴原著的优质资源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了一套圆融、完整而又独树一帜的审美风格。

　　除了这种文字视觉化的工作之外，电影在小说故事框架之外也进行了诸多创造，两个文本的最大差异在于影片加重了城里股东老爷们的戏份，同时增加了秦妙斋和佟小姐的爱情线索。原著对老爷太太们只是一种侧面描写，但影片中却成为了树华农场之外的第二时空，其中太太们打牌时的多方言对话，徐老爷和三太太的私房对谈（对唱）等都兼具了叙事性、猎奇性和讽刺性等多重功能。因此，综合考量影片和小说的关系，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方面呈现出一种“神似形异”的关系。

　　影像自觉：黑白影像选择、画框审美与旁观式摄影

　　《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引发关注，很大程度上与影片的影像特征相关。电影营造了一种水墨山水般的诗情之美，同时与讽刺性主题结合后，又具有了此类审美少见的坚硬质感和批判力度，由此，美与力的组合构成了本片独特的审美内核。在观影过程中，观众能够清楚感受到树华农场淡然诗意风景背后的波涛汹涌，这种张力与影片的最终吸引力之间形成了某种巧妙关联。

　　具体而言，本片摄影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黑白影像选择、画框式的古典审美和旁观式摄影立场。《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黑白影像的选择体现出一定先锋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电影出现了大量黑白影像作品，而且多以青年导演作品为主。但与这些影片不同，《不成问题的问题》对黑白影像的选择似乎更多出自一种美学风格尝试的自觉和电影史的致敬意味。影片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黑白影像一方面可以制造古朴的年代感，同时又能巧妙规避色彩对故事批判力可能的干扰。

　　为了营造黑白影像带来的水墨诗情，本片在构图上使用了大量画框审美，摄影机镜头本身自然是画框的第一个层次，最典型的便是影片结尾明霞悲伤而妖娆地远望树华农场，此时一种略显扭曲的审美感和喟叹感萦绕在画面之内。但影片更具创造性的部分则体现在大量“框中框”的构思，其操作方法便是对镜头之内具有几何造型的物像如：房门、窗户、立柱等进行再利用。从摄影立场分析，包括黑白影像和画框审美在内的技巧其实都暗示了疏离和旁观式的拍摄立场。当然除以上两种技巧，影片还更多使用远景、全景等大景别镜头，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多雾和低调自然光镜头。这种景别和用光法，一方面拉开了摄影机和人物表演的距离，同时视觉上的朦胧感和模糊感进一步暗示了创作者不介入、不评价的客观影像态度。

　　人情社会里的多重批判与开阔视野

　　对于《不成问题的问题》的主题解读自然是认识这部影片的重点，影片以丁务源和尤大兴的对比为中心，展现了中国的人情社会结构及其弊端。以至于有评论指出，这大概是一部只有中国人才能看懂的影片，当然片中的种种细节和背后的社会心态，对于本土观众而言似乎更易体味，但从本片在东京电影节上的表现来看外国观众也未必全然不懂。但不论如何，若想对本片主题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便不应当停留在对人情社会的表层批判上，事实上《不成问题的问题》还具有更为深刻的反思力度和更广阔的创作视野。

　　丁务源自然是理解影片的关键，日常事务中的圆滑以及在他的经营之下各种潜规则的形成自然是影片的批评重点。但影片批判指向并不止此一人，甚至可以说片中出现的所有人都是被讽刺或揶揄的对象。从达官贵人和太太小姐们的贪图享受、矫揉造作，到秦妙斋所谓艺术家和先进青年的虚伪可笑，再到底层工人们的助纣为虐。所以影片批判范围是全面而深入的，并不止于对“丁务源们”的冷嘲热讽。

　　但更重要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折射的社会症结既然已经出现，那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影片也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电影和小说的首尾两端都强调了树华农场的盈收事宜，电影结尾，丁主任和两位女上宾再次相聚在诗情画意的农场，谈笑间似乎昨日的权力争斗早已飘远，当面对盈利问题的追问时，丁务源仍旧和气而肯定地强调“等明年步入正轨，盈利不成问题”，但谁都明白，这又是一个无尽的托词。如果从物质资料的流转分析，农场的亏本是因为丁主任的蚕食，而他们损害的其实是股东老爷们的钱财。股东老爷之所以不在乎，是因为“有更多更大的买卖”，这便需仰仗更高层次的权贵。而这层权贵阶层依靠的则是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和阶级压榨，由此最终将压力摊派在最广阔的底层民众身上。而在片中，这个“底层阶级”恰好又是农场里那些偷摸的工人，而工人们之所以可以如此，正是因为有丁主任的“庇护”。所以，从丁主任到权贵，至国家，再到底层工人，最后再回到丁主任，一个奇妙的食物链闭环在影片中隐隐形成，在其中人人看似都是获利者，但事实上却又损害了最大多数人以及整体的国家利益。

　　由此观之，《不成问题的问题》的主题批判便不仅仅是针对某种人物性格或者人情社会，更可贵之处在于，还隐隐暗示了背后整个社会结构机制，由此具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思考深度与批判视野。当然在影片中，除极少场景暗示了“重庆大轰炸”等时局背景外，多数时刻，其故事仿佛是一个架空现实的寓言。但也正因为对于时代背景的淡化，使得本片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