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年的沉潜创作，作家赵本夫不久前推出了长篇新作《天漏邑》，传奇的故事、纯熟的写作带给读者惊喜。当年，赵本夫以文学处女作《卖驴》摘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因中篇小说《天下无贼》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为广大读者熟知。《天漏邑》是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又不仅仅是抗日战争，赵本夫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向读者报告了一个叫天漏的村庄的客观存在。这里是一种超自然、超历史的存在，与世隔绝，独特的小气候致使天象诡异，这里有六十年一现的古战场奇观，有传了几千年从未断过的村史。村人行为也都古怪，似乎遵守着某种从古而来的神秘的训诫……凡此种种，都显示出这是一个超现实文本，然而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不同，天漏村不同于马孔多镇，赵本夫有意避开了新时期

　　文学被拉美文学笼罩的巨大影响，独辟蹊径，创造了一个东方古代文明的母本，以此梳理东方文明流变及族人性格。近日，就这本书的创作，记者专访了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

　　记者：阅读《天漏邑》一个最突出的印象是作者设置了抗战与考古的双重结构，双线并行，对于这样的创作手法，您怎么看？

　　何镇邦：《天漏邑》这部小说最早连载于2016年9月、 10月的《作家》杂志，原名《天漏》。今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书，我看完后豁然开朗，有很多想法。我关注赵本夫的创作时间比较久，前几年他写了“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无土时代》在评选茅奖时曾进入前20。“地母”三部曲基本上是在写对当代城市化的焦虑，对文明的追问。我们现在认为城市化就是现代化，但这个过程带来了农村土地大量流失、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赵本夫是在追问这种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天漏邑》延续了作者一贯的追问，把天漏村这个地方用寓言手法呈现，构筑了一个似有似无的世界。

　　作家在小说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抗战，游击队抗日，女县长被抓，千张子复仇，侯乡长被收编，日本人战败投降，故事真真切切；另外一条线，是考古队到天漏村考察。考察的时间估计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教授弥五常，他的学生汪鱼儿、罗玄等人，以及比他们更早到天漏村的柳先生，他们考证竹简，也就是乍书，天漏村的村史，若有若无，考证那么多年，似乎查出不少东西，但又无具体交代。赵本夫写这段笔墨很虚，很柔，与抗战的惨烈刚劲形成对比。读起来有虚有实，有刚有柔，亦真亦幻。小说如果仅仅是写宋源、千张子、檀县长的抗战，倒不是很神奇，但是当把抗战和考古两条线索平行交叉，两种笔墨对比来读就有意思了，颇具想象力和历史感。整体来看，这部小说笔墨丰富，结构独特，富于想象，气度阔大，写实性、虚拟性、传奇性兼具。现在很多文学作品越来越缺乏想象力，但赵本夫艺术想象力丰富，题旨指向了很深刻的地方。

　　记者：我阅读小说时脑子里一直在想：抗战的故事为何要加入对偏僻村庄的历史考古？除了写作技巧的因素，有无更深层原因？

　　何镇邦：我看就是为了展开作者更丰富的艺术想象和更深刻的关于文明的追问。赵本夫写化外之邑，将天漏村作为和桃花源对举的一个地方。小说中说，世间流传着各种关于天漏邑的说法，一说是远古遗民部落，一说为舒鸠国都城，一说是历朝囚徒流放地是罪恶的渊薮，抑或自由的天堂。天漏邑如同桃花源，只不过桃花源是美的传说，天漏邑是恶的传说。有没有天漏村呢？有，就是在彭城附近。彭城是徐州古称，项羽定都于此，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斩蛇起义都是在这里。但这个村子现在又不可考，你如果去查，哪有天漏村？哪有常常遭雷击的村子？都无考。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作家是希望像《红楼梦》一样，构建一个太虚幻境，然后尽情发挥。所有高的艺术境界，都要把真真假假融到一起，达到思想指向与文明追问。赵本夫的这种写法是近几十年来我读当代小说没怎么看到的。

　　记者：写抗战的作品敢于这样处理的尤其少。阅读这本小说，刚开始有点担心，怕看到又一部“抗战神作”。但读完全书发现，小说是合理想象，在写天漏村的时候是虚构的、传奇的笔

　　法，但写起抗战却很谨慎，有大量史实作为基础。比如组织游击队抗日的女县长檀黛云，这一人物形象是赵本夫以其五舅妈的一部分经历为原型。后者是徐州著名的“钢铁妈妈侯五嫂”，她是妇救会长，抗战时期做了大量革命工作，被日本鬼子捉住后受尽酷刑，宁死不降。

　　何镇邦：赵本夫是在真实基础上展开艺术想象。檀县长是日本海归回国抗日，统帅彭城周边几十个游击队，很有意思，但于史有据，当年华侨回来抗日的很多；又比如第一章中，日军占领彭城，有台儿庄大战的背景；宋源掩护中共高级领导人去延安，也有现实依据；写到抗战胜利后伪军接受国民党改编，伪军与日本兵之间的斗争，这一段很精彩，也符合历史的真实。赵本夫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紧密结合，小说就淋漓尽致，好玩好看，对人有很多启示。这个小说可以从抗战、考古等多个角度解读。真正好的艺术品应该有多种读法。作家陆文夫生前说过一句话：好的小说应该是多弹头导弹，打出去，命中多个目标。

　　记者：您觉得双重结构对小说塑造人物有什么作用？

　　何镇邦：赵本夫虚构一个寓言世界，很大的用意是为了对人性更深入地解剖，便于写人物。我读完以后就感觉小说的好处在于人物塑造上有很多反常规写法，英雄不像英雄，叛徒不像叛徒，汉奸不像汉奸，妓女不像妓女，达到这种效果，双重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宋源是英雄，但他的出身、性格、作为，不是标准的英雄。宋源出生于天漏村，降生是传奇的，母亲被雷劈死，收养人在他满十五岁时自杀，此时他牵羊去找七女，变成一个男人。天漏村的男孩要成人，都要经七女这样的“女闾”的启蒙。外面叫七女这样的人妓女，但天漏村从不这样叫。这种风俗，书中写得是有根有据，管仲那时候就如此了。宋源的成长是传奇的，但他后来做了游击队长，在抗战的关键时期一定是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与宋源同村的千张子，和宋源一起打游击，对宋源有同性的爱慕，受不了日本人的酷刑出卖了檀县长，但他不像叛徒，最后为复仇打死了很多日本人。

　　记者：小说最终没有坐实千张子到底是不是叛徒，法律判千张子无罪。这也是作者处理巧妙的一点，留给读者想象空间，让人琢磨千张子自己“承认”是叛徒背后是否还有隐情。

　　何镇邦：千张子是被作为英雄来写的，彭城很多老百姓也把他作为英雄看待。英雄和叛徒往往只差一点点。包括侯乡长，他土匪出身，后来被日本人收编当汉奸，却做了很多好事，最后是他把檀县长的人头从城楼上拿下来的。人性中善恶展现得很充分。

　　记者：侯乡长是一个刻画得很成功的人物。他对抗日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刚开始觉得日本兵和国军没有区别，彭城被谁占着都一样，但经历了与日本人的接触，看到日本兵残害中国人，侯乡长最终认识到日

　　本人非我族类，对抗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行动上也走向对抗日本人。另外，书中写到抗战，中国人不惧死的性格展现得也很好，天漏村村民如此，彭城老百姓也是如此。以往说到抗战，有种说法是中国人一盘散沙，没有抵抗力，但这个书写出了中国人同仇敌忾的气势，压倒了日本人。

　　何镇邦：中国人抗战中被屠杀、被屈辱的太多。但我们的文学作品更应该表现那种前赴后继的民族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中国人如何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小说同时也没有因为要彰显中国人的志气而把日本人写成草包，松本的狠，未松的狡猾，都写出来了。

　　记者：在表达对文明的追问时，赵本夫为自己选取了一条非常中国化的方式，尤其是天漏村这一虚拟之境的塑造，打上了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何镇邦：赵本夫的艺术创作来源于很多方面，民间文学滋养、中国古代文学的滋养都有。他的第一部小说《刀客和女人》，写土匪，也是亦真亦幻，写得很好。这是赵本夫一贯的写法，到《天漏邑》更加纯熟。赵本夫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对现代化的追问，他的“地母”三部曲反思城市化进程，对思考现在的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很有帮助，不应该被忘记。当下中国大量农村正在消失，很可惜，中国还是需要乡土的。有种论调说，随着城市化发展，文学应该以城市为中心，乡土文学可以放弃。在很多场合我都驳斥这个观点。20世纪文学史乡土文学最有成就，最近几十年被认可的也基本都是乡土文学，现在论证城市文学为主流还有些过早。据我看到的西方的现代化，是把农村现代化，现代化不是把城市搞大就成了。《天漏邑》开篇引用了茨威格的一句话：“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真理不是一条，包括现代化。

　　现在很多文学作品，只注重视觉冲击，不大容易引起思考。《天漏邑》改电视剧有难度，往深里读有很多可品味的。我希望更多读者看到这部小说。有时候一部作品引起公众关注有个过程。1986年时先锋文学正流行，《平凡的世界》写出来都找不到地方发表，后来是《花城》发了。1986年年底《平凡的世界》在北京北三环西北七省驻京办召开研讨会，规格也不高。到了1987年10月份，鲁院在西安搞函授面授，路遥找到我说，《文学评论》发了一个综述，点评1986年的文学作品，不提《平凡的世界》。路遥很敏感，很在意，对作品受到不公正待遇愤慨。所以作品不一定一出来就能得到公正评价。现在每年出版的小说太多，好作品常被遗漏。我很关注排行榜，有引导作用，但排行榜的关注面也有限。赵本夫经历丰富，艺术上有想法，小说特别好看， 《天露邑》应该引起读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