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英雄形象是战争影片永恒的主题。我军建军以来，以及未来的强军征程上，有大量的英雄值得用电影艺术去刻画与表现。要追求艺术的突破，使英雄形象成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就要匠心独具地把握艺术表现的着力点，深入发掘人性的内涵，领异标新地选取表达视角，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战争中的生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一种高级的、深蔚的艺术极致化境界，从而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历久弥新的时代经典。

　　我军建军90年来，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英雄需要缅怀与记忆。新中国优秀战争影片中树立的英雄形象，往往成为人们景仰的偶像与鼓舞生命的动力。在银幕上熠熠生辉、感人至深，令人刻骨铭心的英雄形象，其艺术化的呈现，绝不仅仅在于“完成”了该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往往具有非凡的亮点，具有“这一个”的特殊意义。就好比“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意境全出、新意盎然、韵味无穷，其艺术价值的深广，就不是仅仅停留满足于“红杏枝头春意‘到’”或“红杏枝头春意‘浓’”。“到”与“浓”即仅仅为“完成”，既不具新颖的质感，也不具炼字的精神，与“闹”相比，艺术意境高下立分。因而，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与感悟发现中的极致化笔触，才会成就艺术的经典。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战争影片中，撷取那些塑造成功的英雄形象，可以发现，他们往往具有了这种与众不同，向着艺术价值纵深处探寻、开拓的艺术精神与品质境界。

　　“十七年”战争影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特色鲜明、匠心独具的英雄形象，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关连长》中的关连长、《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高山、《柳堡的故事》中的李进。他们的身上都有着艺术极致化的呈现，极为震撼或细腻，极为传奇或新鲜；或剑走偏锋、横空出世，或惊天动地、独树一帜。这些英雄的气质与故事往往超脱于时代的共性，或超脱于凡俗的惯性，因而这些英雄形象具有绝不庸常的典型性和很高的艺术价值，给今天的创作也带来令人回味的深刻启示。

　　王成是正面、高大的英雄形象。实际上，战场杀敌的英勇、无畏，是一种刻画英雄的“常量”，若无出彩的设计，就会使人物沦为常态化、庸常化，难以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凸显英雄形象，影片在其壮烈牺牲的华彩乐章运用了连续的特写、配乐诗朗诵、大远景景物烘托等手法，将战争的气氛和人物的英勇顽强反复渲染、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最令人击节的是，在一系列铺陈后，王成高喊“向我开炮！”这句今天看来“口号”般的“豪言壮语”，是来源于原型人物真实的话语，配合特写镜头，成为整个段落最富冲击力的点睛之笔，最终将英雄的艺术塑造推向极致，赋予了他穿越时空、穿越心灵的艺术震撼。一个在万道光芒映衬下，手握爆破筒跃入敌群的英勇战士，正是在这句“豪言壮语”后，升华为非凡的英雄。可以说，没有这句话，整个段落的剪辑和镜头运用再漂亮，也仅为时代化的“常规”，但有了这句振聋发聩、超出凡人想象的话语，王成的形象才不仅仅是“被完成”，更是被推向艺术的“极致化”，成为金光闪闪、正面高大英雄的典范与难以超越的经典。

　　杨子荣是“十七年”战争影片中一系列传奇偶像型英雄的典范。传奇的英雄最令人仰慕与向往。茫茫林海、皑皑雪原、孤胆英雄的潇洒与机智都嵌入环境的传奇、身份的传奇、经历的传奇、手段的传奇。其中充满了非同一般的惊险与刺激，层层历险的引人入胜中，兼具悬念性与奇观性，带来妙不可言的审美快感。传奇性越强烈，艺术的极致化效果越鲜明，人物的光彩就越突出。这类智勇双全、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融合汇集了民间侠义英雄的一切优点，是民间古典英雄的现代化红色经典转换，最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杨子荣的成功就在于，将源于生活、源于真实的英雄经历中的传奇因素提炼、加工、放大与渲染，将英雄行为的陌生化与受众审美接受中的熟稔化无缝衔接。这样的经典无疑是历久弥新、具有永恒艺术生命力的。2014年徐克导演重拍的《智取威虎山》即保留了杨子荣的传奇经历、传奇桥段，这也是保留了“红色经典”人物最重要的艺术特质，只是利用高科技特效将打虎上山、武器装备等场面的奇观化做得更具视听震撼效果。

　　《关连长》中的关连长，既非高大卓越，也非传奇偶像，他浑身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最具接地气的特点。这个满口山东话的连长似乎土得掉渣，但其艺术的光彩却由内而外地透射出来，并形成一种极工笔、极细腻的风格。没有传奇元素、没有激烈的战斗、没有奇特的个性，这一类英雄形象实际上是更难塑造的。关连长的成功一部分得益于天才实力派演员石挥丝丝入扣的表演，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闪现着来自生活、来自细微观察的自然呈现；另一部分则得益于大量细节的运用。关连长对待战士、对待文化教员、对待村里的儿童，他的言行举止不是一个“官”，更像一位“长辈”、“大叔”，是一位淳朴的、真正“来自老百姓”的部队基层指挥员。在生活的涓涓细流，而非大风大浪中，把平凡普通人通过层层细腻的皴染，渐渐塑造成为可亲、可敬的英雄形象，是以一种“水磨”功夫，把艺术推向极致化。在当下商业大片的创作氛围中，这种艺术创造精神更显得稀缺与珍贵。某种程度上，这类气质的英雄形象自《关连长》之后，在中国战争影片中几乎难觅影踪，这种沉稳、细致、接地气，再加一些灵动的英雄形象创造，无疑是值得更多期待的。

　　《战火中的青春》与《柳堡的故事》都具有当时时代语境下罕见的艺术胆识。对影片中的主人公高山、李进的刻画，则因“暧昧的友情”与“出格的爱情”而涉及“题材的禁忌” 。两部影片都是在某种“限制”中来展现艺术的魅力。在“限制”中追求和打造“极限”，这样的作品往往是气质非凡的，也往往能成就一种经典。高山是女扮男装在战斗排和“搭档”雷振林并肩作战，在战火历练中产生深厚的友谊与欲说还休的爱情；副班长李进则是与驻地百姓二妹子产生了由青春朦胧到革命理性递进中的爱情。英雄的动人心弦之处，更多在于那种意会的、微妙的情感细节，那些动作与眼神中的纯情与真挚。含蓄的情感仿佛具有弹性和魔力，牢牢控制着观众情绪的起伏，“禁忌”下的曲折婉约、“分寸”中的隽永优美，这样的审美意境，比起当下一些直截了当如白开水一般的情感描写，韵味更加浓郁。更为关键的是，这两个英雄形象不是“猎奇题材”、“消费情感”，而是追求以独特的情感描绘，来还原、彰显艺术品格的高贵，是在一定的创作框架范围内，来升华极致化的人物情感。特别像《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高山与雷振林，在影片里是“双雄”、“双璧”、“双峰对峙”，一阴一阳、一文一武、一智一勇，这样的人物关系设计在“十七年”战争片，乃至整个新中国战争影片中都极为少见。主人公女扮男装时，“双雄”间的“兄弟情”，及其人物的成长互为支撑、贯穿全片。化“男女”为“双雄”，比起单个或群像英雄的描绘，更具独特性，而本质上的“女性”主人公，及其保守身份秘密所带来的人物间微妙、复杂的情感融汇，再加入观众审美心理的情感投射，更加丰富了影片多层次、多视角的情感表达。因而《战火中的青春》中的英雄形象具有细腻与厚实、微妙与坦诚、委婉与直率等多重特质共融共存的特点，更显饱满、新颖、生动，也带给观众更多层次的审美趣味。

　　新时期的战争影片在题材、人物类型上都有了更多的突破，如《小花》《祁连山的回声》《高山下的花环》《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等等。但突破与极致还是不同的概念。作为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一个和八个》，今天来看，依然是追求艺术极致化的范例。这部影片影像的极致、构图的极致、色调反差的极致，营造出外在化的惊世骇俗、与众不同，而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指导员王金，深陷囹圄，和奸细、投毒犯等关在一起，他以边缘化形象模糊了英雄的伟力与不凡，英雄的内涵更为复杂多义。这样特立独行的影片任何时候拿出来读解，都是时代文化语境下一种最鲜明的存在，也成为不能绕开的经典。

　　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史诗大片中，伟人形象的塑造可圈可点，虽然艺术完成度较高，但离“极致化”的深度尚有距离，并且在一系列影片的创作中也逐渐累积起某种有待突破的模式化倾向。

　　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涌起，许多英雄形象多囿于类型化的常规，而主旋律战争片中能够超越“十七年”英雄经典的形象也属凤毛麟角。近年来，较为突出的是《战狼》中的主人公冷锋。这一人物由于被赋予了当代高科技作战的背景，他的单兵、对抗、高科技作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极致化展现，热血与忠诚、本领与技能的交融，使其被艺术升华为新一代“战神”形象。因而，冷锋的新颖独特、卓尔不群是显而易见的，也具有生动鲜活的时代质感。

　　目前，中国战争影片的创作需要开拓思路、有所借鉴。追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意境，需要艺术的功力与智慧，也需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艺术工匠精神。不妨对比两部外国战争影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和梅尔·吉布森的《血战钢锯岭》可以说都具有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特别在选取表现故事原型上别出心裁、慧眼识珠，因而使影片达到了某种艺术的极致化。这两部影片值得中国战争影片借鉴的，还不是宏大战争场面与视听震撼的营造，而是对英雄形象塑造的切入视角，及其对残酷战争所反衬的人道、人性光辉的深刻表达。前者是讲述8个人为救一个人而牺牲，后者是一个人救下了75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却真实的故事，这样的英雄无疑在平凡中蕴含着强大的能量。对英雄塑造最成功、最感人至深，也最能够彰显艺术极致化的笔触，显然不是惨烈的奥马哈海滩登陆和钢锯岭上地狱般的战争场景，而是为了救一个人义无反顾的牺牲；是手无寸铁却一次次将战友解救出来，用绳索放到岭下的情景。因而，着力刻画英雄人物执念中的坚强与悲壮，才是力透纸背、引向艺术极致化表达的动人场景。于是残酷现实中人性的温暖、信仰的力量所凝聚起的仪式感、悲壮感溢满银幕，英雄角色沉甸甸的艺术分量，平凡而光辉的人性内涵，被这样的场景场面点化升华。从这两个故事选取表现视角及人物形象塑造，可见影片导演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深思熟虑、自信坚定的艺术智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影片对于今后中国战争影片创作应有很大的启示。实际上，新世纪首部中国商业战争大片《集结号》中的英雄形象谷子地，也多少具备了这样的艺术底蕴。谷子地打动人心之处，即在于他为了给49个牺牲了的兄弟正名，所经历的心灵创伤与心路历程。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之后，着重渲染的悲情意蕴、历史的褶皱中所深藏的真相、触动灵魂的人性追问、人物曲折的命运感，是影片脱颖而出的根本，也是英雄形象达到“极致化”而具有时代特质的根本。应该说，这类英雄形象的刻画在商业片特质中具有高级的艺术境界，但在其后的中国战争影片中几成绝响，这无疑是令人遗憾与深思的。

　　塑造英雄形象是战争影片永恒的主题。我军建军以来，以及未来的强军征程上，有大量的英雄值得用电影艺术去刻画与表现。要追求艺术的突破，使英雄形象成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就要匠心独具地把握艺术表现的着力点，深入发掘人性的内涵，领异标新地选取表达视角，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战争中的生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一种高级的、深蔚的艺术极致化境界，从而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历久弥新的时代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