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讲话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导向等意涵。艺术家不能放弃对国家天下、民族命运的责任,他的作品呼应着人民的忧乐,凝聚着民族精神,催发人们向前奋进的良知与情感。一个艺术家,只有做到一是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二是致力于创作出时代经典的艺术精品,真心实意地对时代感恩,对生活感悟,对民生感知,坚守纯净,耐得寂寞,守护文化灵魂,回归艺术本真,才能胸有大志,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才能真正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反思之一:“全民书法热”中的不良文化现象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三十多年来,在引领当代书法事业、书法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艺术教育上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促成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群众书法热潮。通过普及与发展当代书法艺术,对传统的继承与开拓,对艺术个性的强化与追求,对当代书风多样化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是“书法热”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所承载的大众心理与审美理想,表达了当代书法主流文化所内蕴的美性与美质。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如果没有提前去架构文化理想,社会价值判断与行为导向就会异化为“时间就是金钱”的唯一标准,文化创造的终极指向降落为价格指数。
不能否认,早些年来中国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一些功利欲望泛滥、非常世俗化的社会现象。书坛也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心态的浮躁、艺术的浮华、形式的浮夸、评论的浮浅、交流的浮面;艺术时尚鼓噪、创作精神平庸、经典书道异化、核心价值颠覆。不求是非,不知美丑,以“新”为美以“丑”为美,卑俗替代了“正大”,畸形扭曲了崇高,将低俗的数量看成质量,将无序的热度替代繁荣的高度,让娱乐至上升腾为文艺功能的主体,让感官刺激渐进为精神享受,只想“银子”,只求位子,甚至鄙视中华文化、鄙视创作规律,以自我为中心,放弃应该有的社会担当!这些反映出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艺术生活的粗鄙。三十多年的当代“书法热”无疑带来群众文化的繁荣,民族生活方式的传承,精神世界的丰富。但书法进入大众文艺同时有脱离传统文化精神高度的倾向,走向了游戏状态。
因此,在“全民书法”的热潮中,我们不能不认真反思某些不良文化现象:
形式至上
“形式主义”的审美机制构建于猎奇新鲜的抽象表现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以人为本、以文为重的书法内质降落为形式至上的技术游戏,扭曲传统书艺的本质属性,书法从重文化性直入形式化的误区。只求“奇美”,剥离“真”“善”。制作式的技术崇拜致使片面追求形式的“争奇斗艳”“标新立异”,以赢得评委与观众的关注,失去了艺术对人们心灵的震动。聚焦于所谓“个性风格”,忽视了人文情怀,改变了价值观念,必然成为“展厅的仆人”“市场的奴隶”。
丑书现象
一种在当今书艺创作中凸现的时尚潜意识心理动机,借此欲超越或改变传统经典的审美参照,寻求虚幻缥缈的变态物象,玩弄概念,狂怪离奇,无度张扬的“新解构主义”,其核心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内质与秩理。
时俗扩张
展览的“好色”“善拼”,工艺制作精良,用材新颖奇异;任笔乱涂抹,聚墨成新影;可视不可读,只求装饰美。这些抢夺眼球,失去赏心价值的现象让我们看到,某些书法家已远离了生活,远离了文化,远离了本真,仅满足于功利欲的膨胀,却牺牲了书法艺术追求的真正目标。
批评失语
书法没有门槛,艺术失去标准。书法评论与艺术批评失察、失责。
当前艺术批评的某种失语与失信,反映了中国书法文化当下批评标准的缺失,应呼吁中国书坛尽快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科学审美评判体系,确立当代中国书法的文化立场与文化身份。
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申遗成功。全民书法热再度兴起,这是件好事,“全民书法”为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交流与传播带来了较大的推动与繁荣,也为书法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生活方式的传承赢得了社会空间。然而,我们不能不从某些作品中认真反思这一书法“社会化”现象的内质和危机。这一危机一是可能导致艺术本体泛化。蔑视经典,舍本逐末,俗化传承,粗制冒仿,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缺乏工匠精神,都是具体的表现。如,书法展示只求在喧嚣闹市中张扬表象繁荣的景观,制作化的工艺性取代了自然书写的纯粹性。二是可能导致创作心态泛化。人们不再“沉静”,却习惯于在热浪中争相表演自己,张扬个性,越来越浮躁与急迫,传统意义上高雅的“虚静”审美已被“社会化”驱逐出局。三是可能导致文化价值泛化。艺术是凭高度说话的。我们需要宽度,更需要厚度与高度。虚火的全民书法“繁荣”只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传统书法艺术的可读、可亲、可贵,已逐步走向表演艺术的可俗、可媚、可怪。书法已从文化修身性逐步走向社会娱乐化的两难境地。由此,坚守中国书法的审美底线,坚守民族文化的敬畏与虔诚,坚守新时代文化人的风骨与操守,这就是需要我们仰望历史经典,维护书法的高贵与尊严。需要书家在时代文化创造中寻找传统、时代、个性相融合的合理支点,纯洁与提升全民书法的“社会性”,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美用相兼、知行合一的人文品格。
诚然,书法要回归到社会价值系统的认定上来,对书法艺术语言的理解与阐述要有门槛,非书法语言不能加以包容。没有体统,就像民族失去了道统,民族性与纯粹性消失了;没有自律,书法语言就没有了自身规则,书法艺术必然出现人为的扭曲。
新时期我们提倡多元包容。什么是多元?多元不仅仅是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它还意味着艺术观念异见者之间关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共识。还意味着对规则的一致认同。
泛审美化的出现扩展了审美形态的多元。以复制技术、装饰工艺制作的作品,借大众传媒作为主要手段充塞着当下的文化空间与艺术市场,支撑着日益世俗化的大众美学。当代艺术观念的转变也直接影响着传统书法艺术的纯粹性与精神性。从“静观”变异为“喧嚣”,从“审美”趋向“审丑”,从高雅趋向粗鄙,从清逸趋向俗浊。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子,造成书坛自由主义的泛滥。后现代主义作为非理性主义思维逼迫艺术向着“取消主体无审美”等疏离文化价值的方向延伸,消解了艺术创作原有的审美性与崇高性,混淆了东西方文化内质的差异,模糊了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评判标准。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无论是绘画乃至书法,以怪诞、无序为卖点,以审丑为诉求,以消解主流价值为圭臬,这不能不引起书画界高度的警惕与反思!
诚然,我们要将“丑书”有一个明确清晰的鉴定。我们所指的“丑书”是脱离书法艺术创作本体规律与汉字结构规范,无视笔法等书艺“基本法”,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粗鄙恶俗,狂怪“出新”的不良现象。这里指的“丑书”应和书法本体中的“造险”“犯险”区分开来。大凡艺术创作必须由平正务追险绝,然后复归平正。刘熙载《艺概·书概》有:“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而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怪。”应该说,工求不工的高境界,其形式构成与内质标准上有一定规律,其视觉空间是具有一定“度”的。“不工”并非是“丑陋”,却是“造险”,是美的高境界。
反思之二:当下中国书法的生长环境
(一)矿物时代的社会信仰缺失与心理危机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全民进入了矿物时代。如果说,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大量生产带来的丰裕与过剩已成为矿物时代的基本状态。人们从满足需求走向满足欲望,炫耀和囤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时尚。在活着问题解决之后,活法就成为最大的难题。
我以为当今社会最缺乏的是信仰,带来的是人性的危机。中国人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曾有的“贵族精神”、君子之风:自信、诚实、坚毅、敬业、博学、友爱、礼让、担当。这种民族精神的回归,正是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自觉的表现。人需要信仰,才能坚持操守,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信仰,才能成为受尊敬的大国。
面对历史传统的丰厚的馈赠,面对矿物时代优越的物态竞争,我们反思这个时代穿越中的浮躁与浅薄,我们是否失去了关于历史的自省与谦卑,也失去了关于未来的担当与展望?
仰望星空,我们发现视野变得浅近,思维过于线性。好些年来,我们书坛的不少朋友在追随时兴与浅薄,注重形式与浮名。《世界是平的》一书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一个理想美饰的世界:大家一起站在平地上,每个人都是中心,都成为了主角,个性化炫如星光灿烂。我想,在“以自我为中心”而追求自由光环随意宣泄的互联网时代,需要那些坚守文化信仰、时代审美理想与职业操守的真正“求道者”。
(二)新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提出了“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起同理心文明的全球意识”。他指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而深刻地描述了同理心。道德生活的关键在于“恕”,如果一个人站在他人立场设身处地思考问题,那他就走上了“仁”的道路。
孔子生活的“轴心时代”,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分别独立地出现了规范人类行为的黄金律。这是一个古初人类生存理性化的时代,它的核心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理性反省。这种理性化,也就规定了不同文化的精神发展方向并定型化。直到现在,轴心时代理性化所规定的精神发展方向仍在延续着。不同系统文化发展总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在其历史发展的源头里,寻找自身发展的精神源泉与动力。
然而,东西方的同理心作用范围还存在很大区别。西方以功利主义观念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相反,儒家学说的“仁”包容对宇宙万物的爱。不仅主张将仁爱由亲人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还主张“畏天命”,即敬畏上天的意志与自然规律,将对人类的道德人文关怀推及自然万物,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与社会的和谐。这种“同理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孔子相信,人类个体的自我发展取决于能否促进他人的发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只有承担起个人责任,照顾他人利益,才能促进自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轴心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新“轴心时代”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文化将由吸收他种文化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份额。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其现代价值更凸显出来而赢得新的发展与进步。二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21世纪新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时代,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时代。三是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将不可能再由几个伟人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新“轴心时代”应该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
(三)新觉醒时代的中国文化再创造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文化、科学、经济、政治与社会全民觉醒的时代。这是考验人类智慧和人类心灵创新文明的新机遇。觉醒是一种提升,一种超越,一种方向,也是一种精神,既有客观认知的意义,更有主体发展的意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之间,我们要问天下何事?世界何为?我们也要问书坛何态?书家何为?书艺何向?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中国文化要在21世纪走在世界文化的前列,必须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在活力,吸取“他者”文化先进要素,使中华文化“日日新,又日新”。
时代在变化,变化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我们认知变化,是看到变化所引致的创造性力量,看到变化中的创化精神。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天、地、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弘扬艺道就是弘扬艺术创作的规律、法则。书法艺术的文化创造是在实现自我中实现人与社会共同的生命与文化价值,它绝不是几根线条的技巧问题。因此,中国书坛的新觉醒是“以道为本,以德为基”,这是技进乎道的时代里文化创造与未来发展的觉醒,是书法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认知的觉醒,是“周知万物,道形天下”的时代人文创造精神建设与完善的觉醒。
觉醒不只具有个人创新的意义,更具有创新时代的意义,也就是具有能使一个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以天下为己任,社会发展为担当,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志于道、益于人的精神与胸襟,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职志与使命。这种使命感将使得文学艺术界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感召下,以艺术本体良知的智慧和明察艺坛症结的忧患,以“大我”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守护文化灵魂的精神,勇敢地直面问题,开出良方,以新时期的文化新创造,奉献出精品力作,“追求真善美文艺的永恒价值”,合力扭转艺术异化的局面,建立中国书坛新秩序,这就是对书坛新觉醒的诠释。
反思之三:建立中国书坛新秩序的呼唤
多年来,人们期待中国书坛新秩序的到来。那么,建立新秩序的关键在哪里?依我看,在于各类机制的改革与工作创新推进。简要说,一是展览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二是艺术审美评价体系的建立;三是学术支撑机制的有效互动;四是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尤其是高等书法教育的规范与提升;五是艺术传播机制“云”媒体现代形式的扩建;六是名家艺术与学术推介机制的改革与深化;七是海内外艺术交流的有序与实效等等。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增强人民团体的凝聚活力,增添工作智慧,助推人民团体的公信力与美誉度。
在新的时期,希望中国书协以创作为中心,改革为龙头,进一步强化展览申办的竞争力,评委推举的合理性,评审工作的严密性与审美导向的精准度,使国展走向更加成熟与完善,从而体现人民团体“在创造中继承,在改革中迈进”的新风貌。希望中国书法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于新时期发出耀眼光芒,照亮中国人的精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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