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的统一体现着人的类的特性，内含着对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完满的存在，宗教设定了彼岸的生活；思想家设定了真善美相统一的生活。这种统一体现了人对自由的本体性的追求，是人全面发展的标志和完善人格的体现；这种统一作为人类的精神价值形式既体现着对真的本体规定，也体现着价值关系的判断，显示着人的精神境界，是人类最高的理想的追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出现比较多的词汇是“美好生活”，据统计总共有14次之多。在十九大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生活”，人们有各种解读，说人们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后，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文化、生态等方面都是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样说都没有错，问题是“美好生活”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其理论层面怎样去把握？我们认为真善美相统一的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对于真善美相统一的追求是人类的普遍性追求。思想的开端是以对世界本原的追问开始的，这就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始源性的存在。

　　人们过去把求真和求善看做是人类最高的原则，其实人们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由的更美好的生活，因为只有在真善美的相统一中才能够显示出“美好生活”的意义。张世英先生发表在《学海》 2000年第1期的《美与真善》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几乎都肯定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康德通过他的三个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考察了真善美问题。他看到了真善美之间存在着本体的差别，并试图通过判断力来将真善美统一。黑格尔坚持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观点，从纯“存在”出发构造了“存在”自身的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他试图通过辩证理性，使现象和本体达到统一。这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观的理性主义的重建。他在精神哲学中把精神分为理论精神、实践精神和审美精神，但是它更多地强调理论精神的重要性即强调了真的本体地位，而将实践精神和审美精神或善和美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但是，在他的“绝对精神”之中还是试图把真善美加以统一的。

　　马克思是从人的类特性上规定真善美的统一的。马克思所规定的类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类，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黑格尔把类当作超现实的理性实体，显示了理性主义的特色；费尔巴哈从自然层面理解类，把类当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的存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类是人与他物相联系的内在规定性，类也是人与他物相区别的外在具体性，同时，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身同一性，类一旦形成就时时处在内在统一的一体性的关系之中。正是类本性的外在具体性，使人和自然相区别；也正是类本性的内在规定性又使人与自然达到了统一。所以类本性使人成其为人与他物相区别，又与他物相联系的存在。虽然个性是类本体承担者，但个性同类具有自觉的关系，个性只有自觉地与类形成关联时，才能实现其自身的力量，完成自我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类和种是不同的：种总是倾向于自我保存；类则倾向于自我实现。因为，类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类存在的普遍性不是种的普遍性，它要超越一切种的普遍性，以达到和实现类的统一性。种追求物质的占有，类追求生命意义的生成。所以，类不仅是本体的存在，也是价值的存在。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从而进入全面自由的存在。因此，类是一个突破自身、超越他物又超越自身的本体存在，在这种存在中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区别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标志。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内在地包含着对美的追求，人只有处于生命的自由状态时才能进行美的创造，人按美的规律来创造就是按“内在尺度”进行的创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物种的尺度”是事物本身的特征和尺度；“内在的尺度”是人的尺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类特性决定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人通过创造“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识和意志的对象，并和动物的生命区别开来。”人的创造活动能够“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追求美是人的本性，创造美是人的目的。“美的尺度”说明人的最终的完成，也是人之为人的所是。所以，美是类生命的自由实现，是人的完成了的真善美本体统一的存在状态，是自由个性的全面完成。

　　真善美的统一体现着人的类的特性，内含着对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完满的存在，宗教设定了彼岸的生活；思想家设定了真善美相统一的生活。这种统一体现了人对自由的本体性的追求，是人全面发展的标志和完善人格的体现；这种统一作为人类的精神价值形式既体现着对真的本体规定，也体现着价值关系的判断，显示着人的精神境界，是人类最高的理想的追求。

　　人类的社会生活极为丰富，但基本包括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和人们的科学文化及日常生活活动，“美好生活”就表现在这众多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社会生活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发展，更主要是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发展和变化。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美好生活”，就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的继承和创新。这主要包括真善美三个方面的统一。

　　首先，求真即搞好知识教育。真就是认识，就是求知。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满足人类求知的需要。教育不仅仅是学校里的孩子的教育，也应该把继续教育即对全民的终生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求知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改善。我们今天发展生产，搞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求知的结果。这些包括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等，但这不是人的唯一的目的。马克思讲物质生活的改善仅仅是生物性的要求，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求善求美。同时，人们都希望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谁也不愿意生活在虚假和谎言之中。真实的生活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之中。在生活中，人与人总要有相互的交往和联系，人际关系就形成于这种交往和联系之中。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在共同的生活条件下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活是群体的生活，这样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这就要求第一要诚即真；第二要善，真与善达到统一这就是美。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其次，求善即搞好道德建设。善是目的性要求，体现为人们的理想。理想是人们对未来事物的合理想象和希望。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是不健全的社会；生活在没有理想的社会中的人是不完善的人。当然，在理想中有不同的范畴和层次，如社会理想、人生理想、道德理想等，都是人的理想，由于人们的出身教养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对理想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有些人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存在，直接与人的感官需求相联系，如吃喝玩乐等。这样的理想不能算美好的理想。如果社会成员都满足于这种理想层次上，那么，整个社会将物欲横流，人类社会就无法进步和发展。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批评过这种所谓的“理想”：“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做猪栏的理想。”这种将人的要求直接等同于动物的需求，是我们所不赞成的。美好的社会理想应该与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相一致，为了人类的进步而存在的理想才是美的理想。一个社会有了美好的理想才能发展，每一个个体的人有了美好的理想才能进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我们美好的理想蓝图，这个蓝图清晰勾勒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线图，催人奋进、令人鼓舞。

　　最后，求美即美丽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一是要推进绿色发展，二是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三是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四是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这就要求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必须重视生态建设。这里有一个怎样认识生态的问题。生态不仅是一个新的科学概念，也是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认识生态。如果我们要把生态观念的出现作为一种“文化范式”来看待，那么，在我们生活的领域里就如发生“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视觉”转向一样，又发生一次深刻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的革命宣告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生态学宣告了人类不是地球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人的终结”，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束，人不是自然的对象，而是自然之友。21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观念迅速渗透到政治、经济、伦理和艺术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所以，当代生态学超越了恩斯特·海尔克原来的生态学学科界限而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生态学看来，世界不是原来的由自然对象构成的世界，而是由“自然、社会与人”构成的动态平衡的复合系统。所以，我们认为“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而是指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诗意的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和环境是不同的。环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术语，是主客分离的二元对立的产物；生态则更多地体现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生态问题的提出重要的是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用生态观重塑人们的价值观，让人们重新采取一种合乎生态的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为生态危机就是人性的危机，生态失衡是人的本性失衡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建设不能停留在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的具体层面上，首先要关注关于自然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更应该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其次生态建设还应该包括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化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

　　虽然生态和环境不同，但是，我们在重视生态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美丽环境建设。从大处着眼如国家、城市、小区和村庄的容貌，从小处看包括人的住宅乃至个人居住的房间的装饰等。大环境中包括城市建筑的美观、道路的宽畅、卫生的清洁、环境的绿化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才能使人感到心情畅快。小环境的美化要做到美观大方、布局合理、色彩宜人，让室内充满诗情画意、宁静温馨。美丽中国建设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重视全民的艺术教育。艺术是渗透心灵的东西，人们把艺术叫做道德的法庭。学历教育是教育小孩子的事，艺术教育是教育大人的事。锡德尼把诗人称为“宗教教师”；雪莱把诗人称为“文明的法律赋予者”。如果我们大家都对艺术充满浓厚的兴趣，都从中受到感染和熏陶，那么很多人就会从麻将桌走出来进入到影剧院当中去，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实力就会发生质的飞跃。所以，我们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发展艺术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加大文化投入、发展艺术生产、搞好艺术教育是塑造国家文化实力的需要。

　　求真、求善和求美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内容，这三者中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只有坚持三者的统一，国民的文化素质才会得到不断地提升，进而推动我们国家整体文化实力的提升，促进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好生活”的早日实现。

　　（作者为鲁迅美术学院公共文化建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