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三，三生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系，具有东方智慧源头价值的《老子》宗旨之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分法”更能解读艺术之生成、多元、嬗变、交融、发展等脉络纠葛、差异与走向，将艺术研剖得更为完整与科学。作为书法艺术，在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等书写过程中，在文化承传、书家情感、时代境遇等书法风格形成中，处处有着“三分法”之投射与影响。而书法风格之地域特征，虽不泾渭分明但也戛戛有异，可谓“一方水土造成一方书风”。

　　北方雄强东南秀丽

　　北方主要是指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物产富饶，水草丰沛。与之匹配的是，书法风格呈现雄强霸悍、刚烈浑厚之内质。一为“粗”。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金文，在书体上做了众多变革，字体增长，线条曲屈摆动增大，与同期的楚、蔡、曾国相比，变革相当粗略，远不如南方精致。到两汉的北方陶片篆隶，则肥硕粗壮，孔武有力，到魏国等碑刻，方劲粗犷之书风已经定型。魏碑几乎皆结字宽博，豪爽厚重，用笔大起大落，迅起急收，提按轻重幅度较大，任笔所之，展现出乱头粗服的“家鸡野雉”特征。二为“沉”。汉代碑刻笔力沉闷郁结，结字紧峭，虽已破方为圆，出锋转为藏锋，但仍未入熟练之化境，为规矩所束而显得深沉凝滞。缘此，后代书家视此风格为“金石气”或曰“石气”。所谓“石气”，就是指碑刻笔法与刀法结合经风雨剥蚀而形成的沉郁盘结之气。三是“蛮”。魏碑散发着悍戆好斗之风格。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称中原书法“虽差近古，然终不脱毡裘气”就是对此风格的精辟概括。

　　东南地貌水网交织，沃野千里，借助海运和水路之便，农耕得到大面积开发，但偏隅江南，人文学风虽超过西部，但不及北方有着较为厚实的根基与累积。战国时期，东南一带盛行鸟凤龙虫书，字体平和优雅、简易华美、弧曲小巧，带有强烈的装饰意味。三国时期帖学开始发展。帖学，是东南书风形成的重要引擎。帖，就是写在帛或纸上的书法作品，与北方碑刻有着本质之别。从书法实用性而言，北方刻石多用于帝王纪功、卿士铭德，寄于碑版，字体往往要求方整轩昂，书写严谨慎重，不能马虎。而东南书法长于启牍，一般具有实用性和私人性特点，往往讲究书写之快速与笔法之简洁。在字形上，重简化草率，甚至简省到不可识的地步。因笔法使转灵活、点画省简，才难以亦步亦趋尊崇篆隶之古法。这些多重因素，决定了东南书法秀丽婉转的内质，表现出十分含蓄湿润、简净疏淡、清和俊雅、不激不厉、自有风神。

　　西南奇诡东南中和

　　西南地区上承古楚、蜀、夜郎、滇等文明，在与北方文明和东南文明交往中，形成了得天独厚农牧并举的生产方式，在与崇山峻岭、高原险隘的人与自然对话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气质，既有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奔放的蛮夷之气，又有东南农耕民族严谨务实之文化传统。如果北方文化雄强如触砥而下的黄河，那么西南文化清奇则似穿三峡而出的滔滔长江，极具浪漫潇洒之秉性。因其浪漫，书法风格也才成为与其他地区同台媲美的一杆大纛。春秋战国时期，楚地书法已相当成熟，最早楚金文，奇姿异彩，个性鲜明。两汉时，楚国、蜀国等地竹简木牍帛书，在极具浪漫主义独创性和想象力支配下，莫不飞逸流动，令人为之神往。整体上，西南书风，意态活泼，结体捉摸不定，笔意随性而至，透露出一种奔放四射之活力。应该说，这种书风，和西南民族擅长形象思维以及地区自由、浪漫、狂放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

　　西南书法极具浪漫色彩，但与东南相比较，又显出奇诡变幻的个性风格。由于有着丰富的神话异俗，加上书法自身的巫术功能，使得西南书法给人种种“人鬼杂糅，光怪陆离”的艺术气息。

　　而早期东南诸国，不同于西南注重人与鬼神之交往，更倾向于抒发、宣泄和唤醒个人内在的情感，书法和其他艺术被认为是“发乎情性”的载体，突出表现出“中和”审美的地域特征。而且在“中和”书风的外延与内涵上，这里也远比西南、北方地区宽泛广博。一是注重人格品藻，将书品与人品、书格与人格结合起来，讲究“人文气象”。二是强调学养和自我的修炼，强调自在自得自如，融通儒道释，以释为本。三是取法自然，将书法浑然天成看成是艺术之最高境界。四是重视“道”而轻视“技”，强调“技”进于“道”。四是突出平正，先从古法进入，后成个性自我。六是强调心性对书法的决定作用，以内驭外，自得为高，书作才可以示人公之于众。从这些审美倾向看，东南地区更彰显出情理统一、温良恭让之“中和”书风。

　　“书派三分”不排斥风格互补交融

　　地域“书派三分”并不否定各地书风的互补与交融，相反，糅合多种元素并构成新的审美特质，始终是书家们毕力之追求。史上特别是三国魏蜀吴“三分天下”结束后，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随着政治版图的变化，地域空间呈现错综纷杂、犬牙交错的格局。西晋永嘉之乱后，先有“十六国”争逐，后有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东西”对峙，书法艺术的交融渗透，进入一个重要的蜕变期，为书法艺术发展创造出新的契机。

　　因有雄强和秀丽风格，书法便催生出刚柔相济的审美要求。众多书家既看中北方庄茂峻美的浑穆气象，同时欣赏东南婉丽清媚的俊逸意蕴，有意识将两者渗透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既有入世担当又能超脱尘世的书家胸怀，使得书作能够既有强悍不羁又有婉转清逸的风貌。唐欧阳询，历经南朝、隋、唐三代，在南北合璧的政治背景下，积极吸收东南“二王”和北方魏碑的共同特征，开辟出既法度严谨，笔力险劲，又匀称协调、飘逸妥帖的崭新风貌。因有写实与浪漫风格，书法便追求虚与实的有机统一。传统书法，强调虚实相应，虚实结合，虚实交错，虚实互渗，乃至于以虚写实，化实为虚。正是这种北方写实与西南浪漫之结合，书法才构成一座仰而观之的高峰绝顶，展示出后人无法模拟的奇妙意境。清代笪重光在《画筌》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同期的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说：“虚而灵，空而妙”，讲的都是虚实互渗的重要性。

　　正是这广袤的沃土厚壤，才孕育出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书法艺术，也才诞生出无数杰出的光耀千古的书法家和永垂不朽的书法精品，形成了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书法学体系，并建立了一整套迥异于西方艺术的书法审美观，不再囿于西方艺术那种简单的是非对错“二分”思维的泥淖。传统书法地域“书派三分”，使得书风既卓然独立，又互为补益，这一新的解读模式，理应引起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们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