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焦裕禄》剧照河南豫剧院供图

　　现实题材的戏曲现代戏难写难演，成活率低，优品率更低，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我长期与专演现代戏的河南豫剧院三团（以下简称“三团”）合作，现实题材的现代戏创作就成了我经常要面对的课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团”就排演了我的《归来的情哥》和《蚂蜂庄的姑爷》等三个剧本。新世纪以来，我先后为“三团”创作了《香魂女》《村官李天成》《焦裕禄》《全家福》等5个现实题材的现代戏剧本。这里边有的是我独立创作，有的是我担纲执笔与其他朋友合作。这些戏都久演不衰，而且被许多剧团移植搬演，为广大观众所喜爱。2017年中国豫剧节和豫剧北京展演月由“三团”的4部大戏开场，除了《朝阳沟》是“三团”盛演60年的经典，《全家福》《香魂女》和《焦裕禄》三部现实题材作品，都是多年来我与“三团”创作团队共同努力打造积累下来的保留演出剧目。

　　现实题材的现代戏难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处在一个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高速发展与急速裂变转型的非凡年代。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我们的社会突然被注入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动力，似乎所有欲望都在涌动、张扬，似乎谁也不愿再安于过去历史给定的命运，到处都是亢奋，到处都是躁动，到处都是开发和建设。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喧嚣和震荡中拖着沉重的包袱，颠簸着，跌宕着，快速地向前飞奔。中国的面貌，中国人的心灵，中国社会或公开或隐潜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急遽变化。巨变必然带来震荡和失衡，必然带来“阵痛”。亢奋与迷惘，诱惑与坚守，升华与沉沦……这难以尽述的一切“变”与“痛”，都在演绎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跨越历史藩篱，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沉重而又壮阔的步履。

　　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但也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准确把握、不容易深刻表现的时代。

　　作为一个剧作者，面对伟大而复杂的时代生活，我常常为自己的力不从心而焦灼、羞愧，甚至徘徊、退缩。但是，在责任的压力和使命的感召下，我最终还是一次一次地去面对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挑战，一次一次地走进了艰难但却充满探索乐趣的创作历程。

　　1988年，我创作了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乡村生活震荡裂变的剧本《归来的情哥》。农村青年郭秋富因拿不出800元彩礼，他热恋的姑娘枣花被迫成了别人的新娘，他悲愤离乡，淘得第一桶金后回乡复仇，但却在经商大潮中失足破产，母亲在哄抢风潮中惊吓生气而死，在母亲的坟前他再次与恋人挥泪告别。这是写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觉醒、奋争，以及在市场大潮中的崛起与迷失，对中国社会初露苗头的拜金风、腐败风和诚信缺失的乱象进行了批判。

豫剧《香魂女》剧照河南豫剧院供图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先后为“三团”创作了豫剧《香魂女》《村官李天成》《悠悠我心》《焦裕禄》《全家福》等5部现实题材的戏曲现代戏。这些戏，几乎每一部都写得很艰难、很纠结，可以说，每一部现代戏的创作，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差不多都要经过十几稿甚至二十多稿的修改加工。而每一次重大的修改加工，几乎都充满着困惑、挣扎和煎熬。但最终基本都获得了令人欣喜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益，也实现了我自己在创作上的跨越和突破。

　　毋庸讳言，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尤其是一些习惯上被称为“主旋律”题材的现代戏创作，的确有其独特的难题和挑战。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比较深刻的把握，也的确有可能有意无意地走入习惯性的误区，搞出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戏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根据我多年创作的体会，我认为，要实践这段话，搞好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首先要敏锐地感应和深刻地把握时代之“变”，站在人民的立场，深入生活，以真诚的情怀体味“黎民苍生”的人生艰难和人情冷暖，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好作品来。

　　豫剧《香魂女》表现的是“变革年代里两代女人命运和心灵冲突嬗变的故事”。通过香香和环环一对“婆媳”的聚散，演绎出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段心灵史，描绘出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女性精神“窑变”的艰难和光彩。香香和环环的形象，既背负着中国传统社会、传统道德沉重的历史包袱（包括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封闭），同时又闪耀着追求新生活新道德的精神霞光，她们的步履是沉重的，但也是勇敢而决绝的。她们只可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村。

　　豫剧《村官李天成》里，李天成这个“英模人物”显然已跟过去舞台上的英模人物大异其趣，他并不是单纯牺牲奉献的“高大全”，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涛沉浮中，用“市场”的手段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弄潮儿。该剧揭示了乡村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乡情裂变等深层矛盾，展示了主要人物的困惑、警醒、自责、自我灵魂格斗的心路历程和炽热情怀，表现了中国农民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步履和跨越。

　　即使像豫剧《焦裕禄》这样的老题材，我也是立足于“时代之变”的角度，以新的视角、新的素材、新的故事，去追寻历史深层的真实，表现焦裕禄身上人性的温度和光芒，以期与当代观众的生活和心理相呼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饥荒、走上富裕，然而贫富悬殊、干群关系激化又成为令人深切忧虑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让老百姓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是咱们党的根本宗旨！”这些最普通的家常话却具有了振聋发聩的力量。其奥秘就在于其中朴素的人性力量对当今社会现实的针砭和观照，契合、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和群众的强烈愿望。

　　我们的文艺创作曾经经历过以“三突出”歌颂英雄人物为圭臬的年代，其概念化、去人性化的“高大全”模式，几乎成了我们现代戏创作的魔咒和痼疾。每一次面对英模人物题材，我都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落入那个沼泽。摈除虚假的模式，一定要诚恳地面对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写出英雄人物在普通人性的平凡起点上，在所遭遇的独特情境中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挣扎。他们英雄的品格和情怀是在戏剧矛盾中一步步升华出来的，是在戏剧冲突的击撞中激发出来的。戏剧只有表现出他们心灵艰难的攀登过程，才能呈现出独特、真实而丰盈的艺术形象，这才是我们的“中国故事”最能吸引人、感动人的戏魂所在。

　　这些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处境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让自己和乡亲都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梦”。近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亿万中国家庭改变了命运，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世世代代遥望的梦想。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生逢当世，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并用作品记录描摹这个非凡的历史进程，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的戏剧作品中，古代戏和现代戏大约各占一半。但细数下来，我的几部与“三团”合作的当代题材的现代戏社会反响远远超过了我的古代戏，被戏剧界公认为是我的代表性作品。《香魂女》和《村官李天成》热演都超过了16年以上，《村官李天成》演出超过了800场，《香魂女》演出超过了400场。《焦裕禄》演出超过了300场。《全家福》从2014年推出至今三年多演出已超过200场。这几个戏还分别被蒲剧、河北梆子、锡剧、陇剧、秦腔等兄弟剧种的多个剧团移植搬演。这些戏中的代表性唱段在群众中广为流行，已成了“新经典”。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观众真心喜欢反映时代生活的戏剧作品，因为它真切地表达了我们当代人的感情和梦想。

　　戏剧理论家谢柏梁在其研究文章中称：“姚金成剧作与‘三团’的联姻，形成了豫剧当代题材创作演出的第二个辉煌年代”。（第一个辉煌年代指以杨兰春为代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我要说的是，其实也是河南丰厚的戏剧文化土壤和“三团”这个艺术平台成就了我的剧本，成就了我这个编剧。“三团”的强大阵容、“三团”的品牌号召力和“三团”艺术家的心血汗水，使我的剧本得到了最好的呈现和广泛的传播，这是我作为一个剧作者莫大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