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李瑾诗集《人间帖》，如同乘坐一叶轻舟，在风平浪静的河面上顺畅前行。而他的诗，就是这条没有山峰遮挡也没有巨石绊脚的河流，神情自若地流淌着，不与天地争辉，不追赶时间，甚至不需要方向。在河的两岸，高密度的抒情就像葱茏的树林，在一片片琐碎的陈述中亭亭玉立。你一路凭栏而眺，不知不觉已黄昏盛大，方才觉察到黑夜将至。
恰如这从容的行船，李瑾的诗还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匀速。他的速度，稳健中透出隐隐的轻快；因为不追求任何不可控的变化，所以不乏舒适与自足。恰如“风和云互不干涉/互不干涉。/鱼虾各自寻欢”（《幻觉》）。但是，当我进一步审视自己的阅读，便不禁怀疑起：这种平衡、匀速、静谧的秩序是否就是李瑾诗歌的真实面貌？我分明看到了他还有未完成的期许。所以，在如练的河流之下，一定还有深层的暗涌、秘密的激流，只有潜下平静的河面去了解这些，李瑾的诗歌，才会向我敞开真实的面貌。
娴熟的写作
恰如河面之平，李瑾写诗时确实“得心应手”，他常用散文化的手法记录下眼前所见及内心所感，还能娴熟地发酵出浓浓的情绪。随感式的书写，有着“刚刚好”的舒适，又不失片刻的灵光。我将李瑾的这种诗歌写作视为“娴熟的写作”。他有一系列与古典文学对接的诗歌，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娴熟。这些诗歌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就是以古典文学为题材，重写古典。用现代汉诗的表述方式，李瑾重写了《诗经》《尚书》《国语》《道德经》《楚辞》等中国古代经典中的部分篇章。《蒹葭》一诗，以原诗中的“岸”和“伊人”这两个意象起步，从此情此景，联想到自己“依旧沉浸在中途”，进而联系到人生，“不知这恍惚的一生该拿什么收场”。还有一些诗，直接在正文中插入了原文，如《东门之枌》《立冬》，它们呈现出一种跨文体特征，不失为汉语新诗的一种新尝试。
《春秋祭》里重写古典的一系列诗，与其说是出自李瑾的诗歌野心，倒不如说是出自他的审美偏好。当然，在客观上，这一类诗歌具有复合意义：一方面，是对古代名篇的重释；另一方面，又是对汉语新诗的再创造。众所周知，要恢复汉语新诗与传统的联系并非易事，李瑾却能将二者的联系处理得非常娴熟，让诗句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如泡沫一般漂浮。所以，这些诗歌充满了轻盈之美，但又相对地忽略了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的厚重。
这条一马平川的诗歌之河，对世间万物有强大的吞噬力。在李瑾笔下，自然界的斜阳、大雁、天空，人类社会的地铁、公车、酒店……都是被这条河轻轻裹挟而去的水花。他诗歌的发生逻辑其实很简单，与古典式的见景抒情、有感而发一脉相承。葆有触感式的发生逻辑，也就是葆有与传统的秘密联系。
内在的张力
河水，给人的第一触感就是柔软。只要对当下某些满是戾气、攻击性与狂妄的诗歌写作稍加反思，就会发现，李瑾诗歌中的柔软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品质，正是深处的矛盾，托举起了表层的柔软，构成了内在的张力。我继续潜入李瑾的诗歌之河，发现矛盾无处不在。在李瑾反反复复的书写中，它们并没有被化解，而是一直浮动在诗歌的河流中，成为悬置的问题。
首先是自我的对话。他的一部分诗里掖着很多心事，满是与自我的对话，所以这些诗又隐藏着双声调。对话的目的，无非是自我安慰、修复、说服，以此来再次确证。与生活中那个意气风发的李瑾不同，诗歌中的隐含作者，对自己充满怀疑和否定，他能敏锐地感受到外界对自身倾覆的压力，却并不清楚生活的选择。最终，无所作为还是酿成了自我主体的撕裂：“镜子里的我家人眼里的我以及/身体里的我正奔向三个不同的/方向”（《人间帖》）。
其次是外界（客体）与自我（主体）的矛盾。外界是自我确认的重要参照系，一旦对外界选择了不顺服，内心的挣扎就会阻碍自我的确认。或许是因为反抗失效，又放不下心里的包袱，他常常在忏悔：“只有看见源头/我才会略微有些感动那里可以忏悔/也多少能找到一些干净和失去的东西”（《我深深陷入自己的生活》）。忏悔是自救的努力，意味着自我主体的反省。在与外界的矛盾纠葛中，李瑾诗歌里的自我始终在寻找突破口。而这正是他的诗歌充满张力的魅力所在。
沉潜与超越
李瑾被人戏称为“地铁诗人”，他有不少城市题材的诗歌都与地铁有关，“在地下一样有世俗的心事”（《地铁纪》）、“在地铁中我看到一列空车奔向/我的起点”（《地铁书》）。地铁，是城市生活中较为普遍的景观，但抛开日常性来说，它也暗含“地下”的意味，有压抑和沉潜的特征。沉潜的情绪构成了李瑾诗歌的情感基调。对此，他并没刻意去改变什么。对于诗歌，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写诗，主要就是为了抒发情绪，并从中获得精神的超越。李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写出的诗歌，折射出汉语新诗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抒情的纠偏与放逐已是诗歌革新的一条显明的出路，叙事的介入、日常性的参与、地域性的潮流和草根性的诉求，都是对抒情的排挤、覆盖甚至是反讽，其内在的线条则是现代诗学对古典诗学的悖离。而如何悖离、怎样创新，最终都要落实到在价值重估之后，能否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绝不是柔弱的、无力的，而是能有效地应对现代性的某些症结。
还需一提的是，李瑾应该注意：当他的写作方式已经熟练到能够对诗歌进行批量生产时，这些诗歌的可辨度，便会因彼此的顺滑和相互的复制而大大降低；诗人自身的辨识度，也会在意义的涣散中大打折扣。或许李瑾可以适当地放慢写作速度，先试着去关注对自我主体的确认、对诗歌价值的建立，在情绪最幽微的地方、在不可化解的两难之处甚至是在语言中重新发现汉语新诗的经验，就像王维的诗歌所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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