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个天水文学写作的现状，每个熟知它的人都知道，诗歌的成绩最大，散文次之，而同样作为文学三样式之一的小说写作多少年来一直是暗弱的。是杨逍的小说写作改变了这一格局，他以持续不断的写作耐力和较高水准的写作质量，让甘肃乃至全国文学领域不仅意识到天水的文学写作除诗歌散文写作实力不俗外，小说也有了可以与其比肩的写作潜质，其中代表，便是这几年频频用自己的作品不断在全国各级各类刊物上冲击着读者眼神和内心的杨逍的小说。

　　我想我这样的比较定位对于杨逍的小说写作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这也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喜欢写作和阅读的人，对本地文学写作在多年关注中的单一的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判断而已。因为我知道，一个作家的作品实力永远来源于他自身，他的情感、修为、视野以及认识观察生活与表达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源于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文体表达的高度自觉与认知。它和一个区域内的文化氛围与认同没有多的关联，而我的这种判断，只是想为杨逍的小说写作在本地文学写作的历时性上加注一个标签而已，旨在说明在21世纪的天水文学写作中，是杨逍，把天水的小说写作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系统地阅读了杨逍的中短篇小说后，我在手机的记事本上写下了“底层叙事”“孤独”“羸弱抗争中的悲悯情怀”这样三个关键性的词句，我想这既是我的阅读过程中对杨逍小说表达的一种认知与概括，也是最终要理性地去解读杨逍小说意蕴的突破口。在杨逍的笔下，每个人物的姓名几乎是模糊的，像《水中央》的所有人物，都是以身份去区别，比如父亲（继父）、母亲、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我”，《天黑请回家》中的“三哥”（一个制作贩卖狗皮暖帽和围脖的人），《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和《空窗子》的孤独者“我”，这种模糊本身虽然有小说叙述的需要，但我感觉是杨逍有意为之，即使有名有姓者，比如《那一年杏花败了》中的素素和李逸，《野蛮生长》中的郭成、赵传、李素素，《若依和小镇》中的若依和李想等，他们都是为生计奔波和劳苦的普通人，甚至可以说是屡遭生活打击与折磨的失意者、挣扎者、失败者，正是这样一些无名无姓者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他们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只为求一个衣食无忧，而他们艰苦求生的困境却几乎被影视娱乐频道消灭，只有在一些有良知的作家笔下，才能呈现出他们真实而残酷的生存气息。杨逍的小说写作是生活决定的，更是他的小说写作观念和意识所决定的。“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的创造者，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反复思考者。”（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因为文学写作所能提供的最大的功用是让我们认识到人，绝大多数人的存在真相。我想，杨逍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升了他小说写作的高度与深度。而这种高度与深度表现在杨逍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身上，都是鲜活生动的存在，就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见的他或者她，他们或者她们，尽管在一面之交上是陌生的，但只要你愿意走进他（们）和她（们）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在内心深处，我们有着同样的悲欣，有着同样的希望与挣扎，也有着同样的孤独与绝望，他（们）和她（们）就是另一个我们没有发现的自己，他们以另外一种面目和另外一种我们不屑甚至鄙夷的方式呼吸存在着……比如《水中央》中为了生计被人包养的三姐，最终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要为自己的父母盖宽房大院的“我”，《野蛮生长》中贩毒和倒卖文物的郭成、赵传，《若依和小镇》中把能找到人间一份真正的爱情当做此生唯一幸福的妓女若依，再比如《天黑请回家》中唯利是图把狗皮做成的暖帽当作狐皮卖的小商贩“三哥”，在利和大义的面前最终选择了帮助同样是挣扎于城市生活底层的乡村女人赵月阳，让她拿着他辛苦赚来的五六千元，逃离要控制她的黑心商人，去给得了癫痫的儿子治病，而“三哥”自己被黑心商人找的盯梢的打手击昏在街头，凡此种种，都无一例外地展示了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内心的爱与恨、情和仇、利与义、是非与善恶的纠结与挣扎，呈现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伊利亚·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认为，“我认为对人的命运，作家不应当满足于描写种种事件，他们应当表现同时代人的内心世界。”

　　杨逍的小说写作除上述的以个人命运起伏转变为主线表现底层小人物生存群相外，还有一类即是表现单独个体存在状态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冯二的理由》和《空窗子》。杨逍的这类小说在写作方式上更自我化一些，初读更像是一个人在酒后或者失神时的自言自语，会让读者一时间感到手足无措而产生疑惑，这是小说吗？如果你再认真一点，耐着性子读下去就发现，看似没有章法的言说里其实有内在的叙事逻辑，貌似没有条理的段落中暗布着小说行进的肌理，我想杨逍的小说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离开了传统小说以故事构架小说的路数，走到以叙说呈现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现代小说写作道路上来，这或许是喜欢杨逍小说更为深层的心理要素。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他从何处取得价值感和成就感，无非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获取，而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在一味地倾向金钱和权力之后，造成了一个人在与他人和社会关系中找不到与自己内心固有的情感体系和道德系统相一致的认同，一个人的存在总让自己感觉被眼前的繁华的世界吊了起来，悬浮在空中。徐葆耕在《西方文学之旅》中认为，“私欲成为人类不可更易的本性，人生成为无可逃遁的地狱，孤独感、灾难感、无聊、寂寞……人被物异化的痛苦在现代作品中获得了生动、奇谲的艺术表现”。杨逍的这类小说恰好抓住了人被异化过程中的痛苦、疏离及挣扎，而这种被异化过程中的痛苦、疏离及挣扎正是我们每个身处这个时代的人正在经历着和正刻骨铭心地感觉着的——如果放在我们身上，就是那种无时不体会到的，无所不在的孤独。而这些，正是杨逍这类小说的肌理和命意所在，也就是评论家张艳梅评价杨逍的《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所说的，“小说写出了一种生活状态，无聊、茫然，充满失重感。小说的底色是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弥漫在深处的是一种灰茫的精神境遇”。用杨逍自己的话说，“我的小说始终都在阐述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尤其是那些弱小的人，我一直在写他们面对病痛、债务、逼迫、追殴、婚姻等等苦难的时候，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的艰难抉择，无奈或者无助，才是他们内心真正的声音”。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能提供直指人的存在的状态和意义，不仅仅是作家自己价值和文本价值的完成，而其外延的部分还需要另外一种方式的参与才能彻底完成，即读者思考的参与。徐葆耕认为，“文学的最高宗旨是实现人的精神与审美的自由、发展和解放”。人，正是因为不自由，才格外希冀自由，正是因为困境，才想着要突围并找到出路，正是因为束缚和禁锢，才有了梦想解放的动力。我想，这些作为杨逍放在他小说背后的意义，是我们作为读者要去自己发现的，也是他希望我们能发现的，也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已经当作责任和使命的，而我最后想说，这也是一个好小说家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