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着说’‘对着说’到‘自己说’，然后引导大家‘一起说’，这是中国文学理论自我建构的一个必然过程。说到底，新时代中国文论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化的问题。”

　　日前，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2018年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会暨“中国文论的价值重估、原创推动与阐释深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福贵在书面发言中如是说。

　　张福贵表示，“跟着说”是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的一种必然反应，也是文化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常见现象。但“跟着说”毕竟缺少自己的独创性，往往是费尽千辛万苦去证明别人观点的正确。“对着说”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基础之上，是一种文化对抗心态。而经过自我反思，积极融合前两个阶段的思想资源，开始进入“自己说”的阶段。不过，“自己说”很可能变成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于是还需要确立“一起说”的目标。

　　从“跟着说”“对着说”到“自己说”“一起说”，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具体路径？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写好一个“本”字，着眼于民族传统和作品本身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誉为“孤篇横绝”。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健看来，这首诗的奇妙之处在于，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的感发下抒发自己的思念，但他写的却是闺中女子的思念。

　　“这是中国传统的代拟手法，将情感设定在一个戏剧化的变化之中，让无数双眼睛观察，获取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似乎也是一个旁观者。这一切，都缘于春、江、花、月、夜与诗人、读者的心灵感应。”李健认为，自然景色、社会现实作为物，之所以能够激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是因为它们本身鲜活，富有灵性。这种灵性与人一气贯通。人与自然一体，与万物一体，这是感物发生的基础。古人正是秉承着这一传统，才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进而使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立于世界美学之林。

　　中国文学传统的魅力，也给西方读者以感触和启发。法国保罗-瓦勒里大学教授蒲吉兰（Guilhem Fabre）认为，中国的唐诗达到了古典形式最完美的境界。先描写“景”，继之以“情”，情感与宇宙时空发生共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他看来，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最能体现这一情怀。

　　回到“本”上来，对民族传统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探寻，总是有不少新的发现。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杜卫集中梳理了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的学术研究历程，认为他们尽管努力学习西方美学，但是都自觉地运用所学的西方美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乐论、文论、诗论、画论、书论等相互印证，最后落脚在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上，“这是最为宝贵的学术传统之一，我们要做的就是继承这个传统，在新时代下接着做下去”。

　　回到“本”上来，还意味着理论走得再远，也不能逃离作品这个根本。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说：“对于文学理论和批评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性的。理论和批评不是来自概念的演绎，而是来自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文学理论只能是第二性的。”

　　他表示，人们需要文学理论来深化对文学奥秘的认识，但理论不能完全胜任。人们对理论抱着过高的希望，却忘却了文学理论的生命植根于文学作品。

　　“若将飞而未翔。”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林借用曹植《洛神赋》中的这句话，来阐述文学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文艺理论即将离开作品往更高更远处飞去，却又不是真的完全脱离。这种临界状态，最有韵致”。

　　写好一个“通”字，以开放的姿态贯通中西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关起门来自己单干，既不科学，也不可行。

　　如果用“道”“气”“风骨”“意境”“神韵”这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关键性概念，来阐释卡夫卡的《变形记》，如何下手？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颜桂堤认为，面对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革新，没有理由退缩回到一个封闭的疆域，而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种西方理论展开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西方文论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文论，而且是中国文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选择、译介与阐释，事实上已经融入了引入者的目光与立场，它的理论旅行与本土化过程显然蕴含着一系列的‘中国经验’。”颜桂堤说。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坤也认为，无论多么全面、系统地从中国自身传统出发，现在的文论研究，已经不可能完全将西方文论元素剔除出去了。

　　“人家有特色的东西，对我们有吸引力，这很正常。我们努力去学习，更正常。无论如何学习，都不会变成西方的，都仍然是我们自己的。”王坤进一步分析道。

　　贯通中西，当然要警惕被西方理论牵着鼻子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春青说，国际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及其理论观点如数家珍，但人家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彼此之间并没有构成对话态势，“我们一直是场外的看客，只是‘看’而不‘被看’”。

　　他认为，形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历史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不是建立在真切、具体的文学经验基础之上，而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话语中横向移植过来的，实际上是无根的。

　　而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是值得学习的楷模。他的“复调小说”“对话”理论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阅读经验的理论升华，“狂欢化”理论则是对拉伯雷作品阅读经验的理论归纳。

　　“巴赫金熟知西方哲学与美学理论，但他并没有照搬和移植，而是对自己独特而具体的文学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并提炼出独到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标示性概念’。”李春青说。

　　写好一个“实”字，以务实的态度贴近时代实际

　　以前的文学创作，是点横撇捺的纸笔书写，也就是“字思维”。后来，通过鼠标在键盘上运字如飞，也就是“词思维”。而现在，视频、音频和文字一起上，步入“图思维”阶段。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的爆发式增长，改写了中国文坛的总体格局，还为文学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文论研究要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发展，获得回应现实的能力，必须弄清楚这一新兴文学样式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网络文学网络性的最大特点是线上交流，作家与读者、读者与读者的网络互动是网络文学生产最生动的部分。研究网络文学，就得化身网民粉丝上网点赞或‘拍砖’，这是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也是它给文学理论研究提供的新鲜经验。”欧阳友权说。

　　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自然要切近实际，与当下的时代风潮合拍。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俐俐对“讲好中国故事”命题进行了阐述。她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就意味着要融通话语表述、赢得国际认同，频用中外典故、激发文化共鸣，融入个人经历、更添真情实意，秉承实事求是、展现真实中国等。而“故事”的讲述者要真诚坦率，要有开阔的心胸，诉诸于感性、有趣、得体、适当的表述方式，追求沟通实效的务实精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吉方也表示，文学理论研究也要有务实的态度，“让人看得懂是关键”。

　　在他看来，研究者、表述者的思路清晰，语言晓畅，把理论讲清楚，把思想说明白，不可或缺。这就需要文学理论研究从具体性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宏大概念、生僻理论入手，应该重视文学理论研究的“小角度”“小历史”，以及一些细节问题，把具体问题研究扎实了，将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根植在现实关注之中，充分尊重感性与感觉，将阅读分析、审美文化批判、文学批评方法、文本个案解读联系起来，并以一种通畅、晓白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却是提升当代中国文论原创力的关键所在。”段吉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