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似锦，有你一朵。”这是一场对谈的主题。

　　“谨以此剧，献给上海和更多城市中，历经风雨依然奋力前行的人们。献给那些看似无意义，而终究会在生命画卷中闪闪发光的每一段日常。”这是一个导演为自己的舞台剧写下的宣传语。

　　这些共同指向一部著作的内在精神，及其从文学走向戏剧，走进众生的内在肌理。此中无我却又有我，这或许便是这部作品的诞生与衍生，乃至所有文艺的最大魅力与终极旨归。

　　根据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将于6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作为预热，该剧剧组日前邀请香港文化人士梁文道，著名演员俞飞鸿，知名编剧、评论家史航，与原著作者金宇澄一起，围绕《繁花》小说和舞台剧，以及“时代的记忆，城市的故乡”等话题，展开了一场全网直播的圆桌对谈。从嘈嘈切切的弄堂史诗、密密匝匝的烟火传奇中品味文学之魂与戏剧之美。

　　关于小说《繁花》：在繁花世界里，作者到底是下场的，还是摆测字摊的人

　　繁花入眼、世相庞杂的《繁花》，写满了芸芸众生、写尽了上海这座城，写出了凡尘的记忆。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是昨天的印记，亦有明天的启示。导演王家卫曾形容自己阅读《繁花》像是经历了一生一世。细密的文字，或许让每个读者读出了不同的繁花世界。

　　对于小说《繁花》，史航最好奇的是金宇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繁花》中有一个比喻，在上海的舞场里，有些人是不下场的，就像摆测字摊的人一样就在那看着，我在想，金老师在他的繁花世界里，到底是个摆测字摊的人，还是个龙精虎猛，经历了一切才能这么真切地将其写出的人？”金宇澄笑言“‘测字摊’是上海话，是指像一个算卦的必须坐在自己的摊位上，否则没有生意。如果单纯从舞厅来说，我的经验是，个子高的一般不太会跳，我就是个子高的，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边上看。”那么，究竟看到什么才让这个冷眼旁观者不吐不快呢？

　　“最主要给我的深度刺激就是时间，时间的无情。在写这个小说之前的一个月，我经过上海一条马路，这条马路拐角的一个人行高架桥下，有一个老女人在摆摊，我仔细一看吓了一跳，我认得这个女人，但是她不知道我。她就是当时七十年代静安区最美的女人，就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这种。这个街区大家都认识她，但是她并不一定认识大家。但是过了四十年，她怎么会在这里卖小孩的褂子、鞋子？当然并不是说她的潦倒，而是时间让一个我印象中这么好看的女人变成这样，而且我知道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是说她过得多么的不堪，就算是很有钱，她也会和过去的容颜有所不同。时间非常残酷，勾起我很多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我的少年时代，过去很多非常有印象的碎片化的东西都出来了。”金宇澄回忆起这部小说的写作缘起，并表示，他所描写的就是时间的世俗化，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时间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他有意不写知识分子，而把笔触给予他认为更有意思的各层次的人，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仔细地描绘生活的世俗，自己不做评判。“这种细描和仔细的罗列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批判能力，作者不一定需要批判，作者提供出来，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来批判。”

　　这样的叙写方式正对了俞飞鸿的胃口，以至俞飞鸿成了小说《繁花》的“死忠粉”。她说挚爱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小说很少去刻意描绘人物心理，而是用语言和行动展示人物性格。同时，作者不带个人态度，只是如实地去展示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中那些普通而真实的人的模样。“这本书非常优秀的地方是它不从大事件大情节开始，而是从所有的人物来描绘出从六十年代到现代、当代的一个众生相，这也是小说好看的地方。”

　　千姿百态的众生相的确是《繁花》打动许多读者的原因，但梁文道却是个例外。他坦言，这部小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人物，而是整部书的调性。梁文道将小说弱化心理描写类比寓言小说，“比如荷马史诗，我们从来不关心英雄心里想什么，只关心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种故事的写法就是寓言。寓言就是往往你没有办法分析的，除不尽的故事，除不尽的意义。”在梁文道看来，《繁花》就是一个关于上海的寓言，有上海的调性，散发出的味道也是他心目中的上海味道，甚至让他想起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海上花》的镜头流动，“《繁花》让我想起了那样的上海，不一定九十年代的上海还是这样子，可是这个调性好像在金老师笔下延续了下来，这是不是上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调性作为上海寓言散发出来的气味。”

　　关于舞台剧《繁花》：一路都有“黄牛”上来搭讪求票，我心里就完全有底了

　　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五盟文化出品的舞台剧《繁花》集结了导演马俊丰、编剧温方伊等“80后”“90后”优秀青年主创团队，同时特别邀请郑星、张芝华等上海舞台老戏骨为青春班助力，以朝气蓬勃的“青春繁花”致敬他们喜爱的文学与城市。前后酝酿四年，以海派腔调沪语演出的《繁花》以沪生、阿宝、小毛三个挚友的成长经历串联起姝华、银凤、兰兰、李李、汪小姐等人在时代漩涡中的挣扎，呈现大时代的小悲喜，老上海的浮世绘，在世俗的烟火气中流淌着城市的人文记忆与文化认同。该剧今年初在风雪夜的上海舞台引发观剧热潮，被称为“现象级的一部剧”。

　　“《繁花》刚刚印出来时，我正在电视台做读书节目，我用了一个星期去介绍这本书。我还尝试为这本书写一个书介，但我当时写了五千多字就放弃了，因为没有办法再编织下去。我也很好奇，编剧会怎样处理这样一部在我看来很难处理的重要作品。”梁文道感叹的改编难度，代表了嘉宾们极为一致的意见。

　　“我记得王家卫导演跟我讲，你这个小说没有任何影视倾向。意思就是说特别难改编。温方伊在改编时，我也是乐观其成的心情。尤其是我有种好奇，居然‘80后’‘90后’的团队能够在我这个‘50后’老家伙的文字里找到他们的动力。”小说的生命力在年轻人身上延续，这让金宇澄颇为欣慰。但他直言，文学和戏剧的不同，以及这部小说的改编难度让他心里没底。“这个戏我最早是看的彩排，作为原著作者我确实蛮担心，但是排练看到一半，有几个小地方让我心里面一动，当时我说不清楚什么，但是就知道这个戏是成了，等到首演我仍然有点紧张，可我从南京西路吴江路地铁口一出来，就有黄牛上来要票，直到美琪戏院门口，一路都有‘黄牛’上来搭讪求票，心里就完全有底了，表面上我一路非常平静，心里却很激动，也非常感谢和感慨。”

　　“譬如食蜜，中边皆甜。”作为专业编剧的史航引用佛经中此语来比喻《繁花》及其改编的去中心化，“你从一个视角去窥视众生百相背后，没有完整看全，然而在这个推演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看到沧海桑田。伟大的局部就是它本身已经让你完成了这个世界，而不是非要把这个世界戳破。”

　　关于时代与城市：不必怀旧，因为我们还活着，原来那样的一个上海还活着

　　静安菜场、24路电车、大自鸣钟西康路、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国泰电影院……时代风物编织着小说中众生的生活质地，也成为舞台剧甚至海报中的典型意象，托起飞花扑蝶般的人物群像，也铺展开一座城市的时代图景，弥漫出一种怀旧气息。

　　“‘时代’这个词我们经常用，经常看到某一个名人去世了，有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好像天天有时代在结束，天天在闹着翻篇儿，但是看了《繁花》又会觉得时代是绵延不绝藕断丝连的，谁是主人，谁是客，说不清楚的。陈丹青有句话，‘我不是要怀旧，我是要记得’，记得是一个更简单的人权，不像怀旧还要征得大家的同意。无论你在杭州还是我在长春，记得或者错过，可能会被这行字带回到生长的现场。”史航感叹。

　　梁文道则认为，在讲到关于一个城市的身世和记忆时，我们通常会以一种戴着滤镜的方法来处理。加上滤镜以后，我们会称之为怀旧。但记忆，仿佛又是不戴滤镜，它是非常直白的。记忆这件事是有正义意味的，不容滤镜的介入，任何记忆都很难摆脱主动的偏见或者自己的滤镜。有时候滤镜是不自觉的。“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最有趣的是，它好像是一个全国在共同怀它的旧的城市。‘老上海’变成了1930年的纽约，或者1910年的巴黎，好像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所以这个意义上讲，《繁花》一方面好像在加重我们对上海的记忆、怀旧，但另一方面，它对我们集体怀旧提出一个质疑，或者有趣的挑衅，这个挑衅是：你们在怀念上海什么？你们说的东西上世纪90年代还有，它们还活着，所以你们不必怀旧，因为我们还活着，这是很好玩的，看了这本书我会觉得，原来那样的一个上海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