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指出，当代文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读李舫《纸上乾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2月），深感作者广邃的视野、诗意的笔触和现场感的表达，在一个个文化河道拐弯处的文化高地、文化名人的抚摸中，留下心灵对历史、对艺术的投射。借用书中评论家的话，“看史家死气沉沉的长篇巨制，不如看作家挑开历史面纱的那漂亮的一剑”，因为李舫笔下的历史，比史学家的历史、道德家的历史更犀利、更耐读。无论是滇西抗战中的腾冲，还是大军压境的澶州；无论是纸张史、相声史、近三十年书店变化过程，还是由梵高、康定斯基、蒙克等“病人”构成的西方现代艺术史，都是我们认真品读文化史、正确认识文化人物、借鉴和运用艺术史、续写新的文化史的范例，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深刻的启示。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才、学、识”是史家必备的“三要素”。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学即历史事实，“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史识，即以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分析史实，然后得出的历史见解。作为文艺家，我们该怎样打磨这把挑开历史面纱的剑呢？

　　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历史观。历史必然常常以偶然的方式出现。生命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但是，无数偶然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巨大的必然。它常常被我们忽视，却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李舫在述说1492年的杭州，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令人兴奋的弘治中兴即将到来，是因为一个少年（朱佑樘皇帝）的诞生，这些年、这些事，注定被写入厚厚的史册。又说，稷下学宫的出现必然，也是因为一个叫“田午”（齐桓公）的少年，御风而来。作者评述，稷下学宫，不是一时之力，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文明积淀、文化创造的惯性使然。

　　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大过程。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也概莫能外。历史的过程虽然可以分成若干时期、若干阶段，每个时期、每个阶段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但总体上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前后承接的，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历史的连续性和前进性是不可改变的。李舫对世界近代美术史的思考是“与18世纪、19世纪不同，20世纪的艺术史支离破碎”。尽管再没有出现那些旗帜鲜明的流派和连贯的时间线索，但是这个世纪所独具的诡谲气质，却令后世的探险者们兴奋不已。焦虑成为那一时期的主题，通过艺术家疯狂的病态形式表现出来。在艺术家对内容与形式的追求中，对形式与技巧的追寻是首要的，远比作品的内容更为重要。

　　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的历史观。历史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认识和把握历史，必须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作者在记叙画家梵高的狂躁时，笔锋一转，论述到艺术家与精神疾病的关系。这也是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们颇感兴趣的题目。他们认为，天才人物在生理心理上的匮乏远比其他人更为常见，比如，洛姆勃罗索的研究。但是，所有这些能否从科学上证明艺术家的创作与他的疾病有某种关系，仍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艺术家们对艺术境界的决然追求是肯定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观察分析历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以人民为中心”是作者历史观的支柱和精髓。李舫分析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远贬潮州，抛却个人荣辱，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祭雨乞晴、驱除鳄鱼、修堤凿渠，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谋福利、做好事，潮州百姓永远记住了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这样的为民情怀续写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文脉，书写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理想，闪烁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光芒。

　　回看、比较、远眺相观照的历史观。《纸上乾坤》有一个鲜明的品格，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了前后呼应、左右比较、远近结合的逻辑和方法，论述全面、表达准确、理论彻底，说服人教育人鼓舞人。写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桩历史悬案，作者视通万里，笔墨延宕到恒河岸边的乔达摩·悉达多，联想到雅典城邦里的苏格拉底，可见作者的世界视野和人类眼光。写稷下学宫，又联想“轴心时代”与此相类的雅典学院，遥相辉映，分析东西方文明的脉络与走势。写1492年的杭州文章首尾呼应，有翩翩少年明孝宗的出场，很有现场感。文章中又通过同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梦想中的杭州以及西方人对杭州的认识历程，通过回看杭州本身的历史发展，给读者清晰的方位感，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被勾勒出来。

　　挑开历史的面纱，历史是与时间与空间不能分割的，与各色人物也不能分开的，包括身在历史舞台中央的艺术家本身。在此，借作者的话来结束本文，“所谓大时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选择，其实，更是一个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