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曾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在这一灵感启发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响亮喊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由此，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进一步指出，“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研究城市是理解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阅读和诊断文明的一把钥匙，更是探索美好生活如何可能的重要法门。现代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构成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在这波澜壮阔凯歌行进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这说到底是背离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衷。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进这一矛盾的解决，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不了解城市，就不了解中国，就不了解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无法把握中国的未来。”正是基于此，日前，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在京举办的第三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聚焦“城市与美好生活”主题，崔新建、张曙光、郑也夫、李昌平、张文喜、王军、刘成纪、武廷海、陈忠、袁祖社、杨生平、刘悦笛、孙宽平、周尚意、胡艺华、秦红岭、袁国芳、朱承、田海平、邢云文、王大广、贾英健等来自全国及国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50余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讨。

　　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是每一位普通大众最本能最朴素的生存诉求，但当它成为十九大报告中先后出现过14次的高频词，它便成了牵动着民生也彰显党的宗旨使命的饱含情感温度的国家战略目标，成了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蓝图之于人民的切实体现。那么“美好生活”究竟该有怎样的价值内涵？

　　“为什么是‘美好生活’？而不是‘幸福生活’‘富裕生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崔新建开宗明义如是追问。在他看来，幸福生活是每个人都有差异的感觉，美好生活更能体现生活的品质，更客观。他指出，十九大报告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作为美好生活内涵的参考。从报告中讲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部分可以看出，美好生活和富裕生活不同在于更强调在物质文化生活之外还要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有需要，这些需要是美好生活具体的品质性体现。报告中提到“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解释。同时，“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七有”实际上也是我们现阶段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

　　“美好生活是一个没有上限但却有下限式否定性的概念。”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杨生平看来，城市最初发展有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动机，但一经起动就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这些规律与逻辑渐渐有远离人们美好生活之势。因此，有必要从以人们美好生活视角诠释的城市精神框定城市发展。城市精神应有社会精神、人文精神、和谐精神三重内涵，而城市精神的落实则包括诸多问题，比如根据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区位特点，提炼和打造城市精神；以整体城市精神为基础，优先发展社会精神；站在时代与未来发展高度，以历史文化和区位特点为基础，打造城市人文精神，将人文精神既表现在人们行为和生活方式中，也表现在城市建设特点和建筑风貌中；给城市未来发展留有足够发展空间，正确处理城市历史、现在和未来文化关系等。

　　上海大学教授朱承则认为，所有时代的美好生活都有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两重维度，人的美好生活意味着，在公共生活中平等自由相处，在私人生活中感受富足与惬意，因此，建设美好生活必须要考虑生活的公共向度。即美好生活不是仅仅极大满足人们的生理性需求，还应该包含着人的尊严、价值、理想、情操的实现，不仅是个人的自由发展，也是社会的大同团结。从本质属性、自然权利、秩序保障、情感满足等几个方面来看，人的社会性存在、所拥有的公共参与自然权利、所依赖的良好公共秩序以及人们情感意志的公共指向等因素，决定了美好生活应该涵摄公共性的维度，美好的公共生活和美好的私人生活一样，必然是美好生活建设的主要努力方向。

　　美好生活是美的和好的生活，即有质量有品质的生活。而“全息城市”与都市“生活美学”则是这种有质量有品质生活的一种现实依托，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的观点。他认为，随着电子媒介正在改造大都市的显隐结构使之逐步呈现“软化的文明”，一种全维度完整呈现的全息性城市正在形成。同时，美学将以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整体理想城市生活得到审美的呈现与践行。而在后工业时代的语境中，更应倡导一种“审美生态学”，即从“城市人”自身出发，从“身体环境”“文化环境”“城市环境”到“自然环境”，形成同心圆般层层包裹的关联，其中层层都具有审美与生态的双重意义，实现一种更具有本土特质的“都市生活美学”。

　　在城市视野下，美好生活何以可能？

　　“诗意地栖居”可以说是充满劳绩的现代都市人的共同梦想，也是现代城市永恒的价值追求。但是，正如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波德莱尔对现代都市既厌恶又迷恋的悖谬，近几年，“逃离北上广”从一个热词越来越成为无数城市逐梦者另寻安放青春之所的现实行动。伴随现代科技飞速进步，信息极度发达，文化无比多元的现代都市本该足以兑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却何以愈发遭遇失落？美好生活之于城市究竟何以可能？

　　感叹“既渴望融入又希望远离”的这种都市人矛盾心理，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大广认为，一个美好的城市必须学会与文化、环境、科技和时间四个要素做朋友。他强调，“如果说文化追寻的是过去，环境追寻的现在，科技追寻的是未来，那么城市的发展，最终追寻的则是时间。与时间做朋友，就是与历史做朋友。权力可以更迭，财富可以消失，甚至生命都会终结，唯有美和文化可以永恒。在追求美好城市生活、创建新时代城市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也有信心，学会与时间斡旋，与资本和权力斡旋，让它们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服务。我们的城市发展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历史，赢得了历史，就赢得了未来。”

　　“城市与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借英国“田园城市”运动创始人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的此言，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指出，兼备城市与乡村的益处，是人们对文明进步的重要愿景，推进城乡融合，减少甚至消除城市差异，是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但反思历史与现实，由于各类原因，城乡差异甚至对立仍然存在。例如从空间伦理维度看，对城市、乡村空间关系的理解缺少伦理底蕴、营建策略缺少伦理关怀、对变迁趋势缺少伦理把握是当前城乡融合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因此，营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机制至关重要。

　　“有没有一种建设性的城市美学？”这是北师大哲学学院美学研究所所长刘成纪应对现代以来中西方城市美学均呈现城市批判的反美学特征，并观照美好生活的理论与现实策略。他认为建设性的城市美学要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正确认识城市与人性欲求的内在关联，认清城市设施作为人的幸福理想物化配置的特性，对人工之美的肯定性评价，将城市作为艺术作品的放大形式，以及使城市成为人的精神家园等五个方面，构成了现代人选择城市化生存方式的基本理由，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立了理论的合法性。

　　北师大哲学学院教授张曙光指出，现代城市是社会选择与人文理想的双重产物。城市是人类社会选择活动的最显著体现，传统的城市作为乡土社会的中心可视为家族的放大，现代城市则在家族之间，特别是个人之间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合作与竞争的平台，体现出社会选择上升到更高阶段，给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必须屈服的因素，自由的失重让许多人“飘浮”在城市的表层。现代城市面临各种问题，在他看来应该加强城市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要从自然选择、社会选择以及超越社会选择功利性的终极信念这三个维度思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出路。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必须在城与乡、天与地、古与今、中与外、虚与实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思考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沈湘平指出，当我们说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时，研究复数的人的政治哲学所谓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就转变为“公共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由此便有诸多重要启示，一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凸显是以一定的物质需要满足为前提的，正如今日中国以“富起来”为基础；二是美好生活只有在公共的意义上才能真正获得，美好生活如何可能乃是伦理学、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三是公共美好生活何以可能一方面依靠一种从“我”上升为“我们”的伦理自觉，形成伦理共同体，正如中国梦是大家的梦，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协调诸善的公共正义，形成一种共享的美好生活。我们不仅要使发展平衡起来、充分起来，而且需要众多互相冲突、作为复数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公分母、最大公约数。四是从个人的角度看，美好生活也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素质和能力，提升增进美好生活的素质和能力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