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电视剧研究者和评论人的立场上，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这两年国产电视剧市场的一些新变化。其中有显著的两点特征引发了评论界更多的关注：一是现实主义创作不再仅仅局限于题材上，而是作为一种手法深度浸润在很多优质电视剧的叙事之中；二是原本看起来“曲高和寡”的主旋律创作，也不再绝缘于主流的年轻受众群体，背后所透射出的是中国电视剧结构化的转型，是在创作界和观众更积极的互动下形成的局面。

　　海飞这些年编剧的作品，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这种创新轨迹。文学有类型之分，影视作品里同样有类型化的创作。海飞是文学创作出身，在影视作品的转码过程里也表现出高度的类型化意识——谍战戏似乎是他这些年十分感兴趣的创作面向。事实上，谍战剧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中向来是主流的一种题材类型，常年居于产出数量和规模的前三位。但与此同时，这意味着这种类型创作竞争也很激烈，想要出新出彩更不容易。

　　海飞的作品用实际成绩回应了他的探索。我认为他的电视剧作品有两大特色：一是文学性强，这保证了作品的质地和品相；二是形态上不老旧，这为主旋律电视剧在不同社群之间的有效传播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在他系列作品中，可看到这种令主旋律作品“走下神坛”“走入民间”的创新突破。

　　一是立意不用“宏大”来拆解宏大。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否必须要用当代故事来讲当代的精神面貌？无论从哪个年代的叙事都能找到人们普遍的情感寄托和精神追求，这才是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海飞的很多剧作都以民国为背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再现民族精神。过去很多主旋律创作立意很正，但不够动人，因为表达的方式疏离于主流观众的审美。看海飞创作的《旗袍》，虽讲的是上海民国时期的刀光剑影和暗流涌动，但却是借一位传奇女性人物成长来完成的，这样的表达显然更具移情性。另一部《大西南剿匪记》更能说明这一点，土匪的民间传奇令人们看到硬朗的血性，而它的背后讲的又不仅仅是土匪本身，而是在探讨我们打量了很多年并且始终感兴趣的责任意识和侠义精神。

　　二是叙事视角切口小，但容纳的元素却并不少。如《花红花火》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部传奇剧讲述的是一个乱世中女酿酒师花红与四个男人的恩怨情仇的故事。后来有一部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红高粱》，笔者总会不自觉地将这两部优秀的国产电视剧作品放到一起来讨论。在它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年代传奇故事的潜质，一方面是关注“小人物”的“英雄化”过程，另一方面是一部好的电视剧其实可以承载更多的类型元素，并且碰撞出有意思的化学反应。近来电视剧界流行一个词叫“大女主”，但其实《花红花火》在几年前就已经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女主”剧了。

　　三是角色形象可以偶像化，但不能迷失人物形象的本质。海飞创作的现象级谍战剧《麻雀》，应该是一个理想样本。《麻雀》起用了大量年轻演员来加盟，在制作手法上也很年轻化，在行业内频频唱衰流量明星的时候，我们在《麻雀》里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潜质——至少有相当一批年轻创作者，他们有“颜值”之外的创作定力，或许不成熟，却符合这个时代。让年轻偶像来演绎特定年代的血火悲歌，是让今天的年轻观众回望过去、回望那些关于信仰、情怀的一种方式。《麻雀》很好地把这两种诉求统合到了一起，在确立人物本质的前提下进行了让年轻人更易于接受的改造。

　　上面的三点既构成了海飞创作的特色，也是当前主旋律作品传播突围的一种有效解决路径。相比正在“老去”的电视，如何抓住年轻人的审美心理是电视剧创作中需要集中思索的一个关键问题。海飞以《麻雀》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把品质和传播结合到了一起，因此能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听闻海飞《惊蛰》正在进行原著的影视化改编，我们也十分期待寓于这部作品中更多令人惊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