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黄河西岸的一代又一代的吕梁本土作家们，一直胸怀着长篇小说创作的野心和雄心，潜心于这类作品的探索与写作。可喜的是，近年来此地涌现了一股实力强劲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锐力量，出版了一大批新的长篇小说：刘荣生的“孝河三部曲（《孝行天下》《孝河人家》《孝河岁月》）”，白占全的《下柳林》《肥田粉》，马鸿宾的《风生水起》，王秀琴的《天地公心》等等。其中，白占全的《下柳林》荣获山西省“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集中涌现的作品，值得评论家挖掘创作背景，分析创作态势，为他们今后的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性”

　　“新时代”，无疑是对中国及世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与时代性巨变的一个最准确的总体性判断。这个总体性判断，自然要求文学为这个时代进行总体性视野的赋形，也就是卢卡奇所讲的“现实主义总体性”，即他一再强调的总体性美学、总体性艺术观念或总体性历史主体论。这既体现了新时代对文学的客观需求，也符合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巴赫金曾经说过，长篇小说是资本时代创造的唯一文体，而且它肯定可以成为市场时代的宠儿，因为它是更能彰显时代特征的文学，是对历史高度、哲学高度与人性高度的超越。长篇小说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结构复杂，情节曲折，能够充分反映一个时代的情绪和这个时代众多人物的艰难命运，能够包容大量时代信息以及整个时代集大成的思想与哲理。所以，它被称为时代的“思想史”、“精神史”和“心灵史”。正如路遥所说：“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地区的写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甚至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早在1827年和1848年，歌德、马克思就先后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但它至今还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放弃自己的个性。此外，“世界文学”还有第三种意思，即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的作品。它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

　　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本土作家，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很难脱离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离不开地域的文化和语言。写作者的个体生命在何处，有怎样的经历，已经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基因与文化基因。所以，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保持地域写作的个性尊严，规避其狭小局限，力求写作的超越，变得尤为重要。

　　吕梁作家的地域写作

　　尽管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与叙述对本土作家的地域写作非常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作家要在世界文学视阈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记录所置身的地域的历史与时代的本相，书写历史、社会、时代中人的复杂性、丰富性，关注时代对人的影响与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吕梁作家的长篇小说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真实地记录了在吕梁这块黃土地上，人们是如何从历史中走来，如何在广阔的历史与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活出了自己卑微而有尊严、渺小而不乏个性的独特风采。

　　《孝行天下》以90万字的篇幅，书写了隋末唐初孝河东岸大孝堡郑义“割股奉母”的人间孝道传奇。作家尽最大努力去还原那个历史时期吕梁山下孝义人的生活图景，塑造了郑兴、郑父、唐老先生、紫薇、紫娟等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天地公心》描写大明朝古汾州一介布衣王文素痴迷算学，“在算学中生，在世俗中死，在红尘中挣扎碰撞”的传奇历程，写活了王林、王文溥、王文素、玉兰、老田等一批个性鲜活的人物。《孝河人家》以60万字的篇幅讲述了马家、任家等几大晋商家族的生活，他们居住在孝河两岸，足迹却遍及大江南北乃至海外。作者将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与恩怨情仇的个人传奇融为一体，生动刻画了马鸿鹏、任同昇、李元晋、冯济川等孝义本土人士，更将他们与大历史背景中的黄兴、傅义、张作霖等人物串连起来，谱写岀一曲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悲歌。《下柳林》以流传久远的柳林民歌为底本原型，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商人出身的张氏兄弟张玉彪、张玉骥、张玉清在抗日战争的大时代浪潮中的不同命运，对发生在吕梁山下柳林人民传奇的抗战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与合理的阐释。

　　《孝河岁月》客观真实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孝河沿岸山乡寻常百姓历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村包产到户的过程，以小人物的个体命运突显大历史、大事件，写出了一代人对苦难岁月的时代记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肥田粉》在最本真、朴素、琐碎的民间文化生态中，书写了吕梁山下乡村世界从“农业学大寨”时期到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发展期的时代风云，描绘了乡村两代人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是一部“土”得有味、“俗”得出彩的“乡村民俗志”。《风生水起》凭借80万字的篇幅，以新世纪某县级市的文化生态为活标本，以古城周围的文艺生活为经，以文化局局长的数年拼搏为纬，写出了十多年来时代的巨大变化，精心塑造出文新雨这个文化局局长的独特形象，还勾勒了一幅从文化厅领导到市委书记、副市长，从文化馆馆长到文工团团长、男女演员的人物谱系图，展示了市场经济大潮下从县城到乡村的“世相百态”。

　　长篇小说的创作难度

　　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对于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叙事体感（人称变化）、文体信息量（审美信息的密度）、文体风度、语言情绪、语言清晰度（周详与简约）、人物形象、人性深度、文化意蕴等等，都是需要深思和考量的重要因素。在这些方面，吕梁作家尚面临诸多不足。白占全的《下柳林》《肥田粉》等作品中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书写占了很大比重，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其中，对农村日常生活经验、农业劳动经验、农民生存智慧的描写，可谓是白占全的拿手戏，充满了“像生活一样”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过多的民间风俗文化的书写，也使得他在人物塑造上显得力不从心，这点着重体现在《肥田粉》中：无论张晓鹰、高国庆，还是贺狗子、阎金英，人物的性格都是固化的，漫长的四十年间，这些人物性格成长和变化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张晓鹰、高国庆，无论跑运输、建厂子，还是筑坝造田，都没有一次失败的经历，他们做一件成一件，从头至尾就是成功的主儿。此外，故事情节多是日常流水账，缺乏内在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下柳林》要好一些，人物的性格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使故事显得更有张力。另外，过多地使用生僻的方言，也影响了小说语言的艺术张力，如“脚底”、“凑个好面硙底”、“啃命”、“恶孩（俺孩）”、“咪孩（你）”、“动弹（劳动）”、“病神神（应为‘病身身’）” 、“一跌倒秋（到了秋天）”等等，都属于不太好懂的方言词汇。米兰·昆德拉曾说，如果一个作家只写仅能被本民族理解的作品，那么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维持了这个民族的短视。

　　王秀清的《天地公心》运用文白相杂的古雅短句来写明朝数学家王文素的故事。遗憾的是，他从第九章开始就撑不住了，散文化的长句子多了，直至第二十章，已经是长句、短句相杂其间了；语言风格也变了，就连明朝的民歌“一嘟噜噜芽芽就是一个个娃／一个娃娃总要催它都长大”，到结尾已经变成现代书面语了。同样也是从第九章开始，主人公的故事才正式展开，在此之前，主人公情节少、戏份轻，且和其他人物没有产生有效的关联。总的来说，在人物塑造上，王林、玉兰、老田这些次要人物比主人公王文素生动得多。此外，王文素两次科考失败的情节都有些生硬，不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作家一定要在符合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在对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准确把握中，去设置情节、构筑故事，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丰满而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从而使整个故事更加有血有肉。

　　马鸿宾的《风生水起》和刘荣生的《孝河人家》，都善于把人物作为故事发生的决定者，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现实之间或者人与自身之间的冲突，在故事的展开中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小说中过分的偶然性、戏剧性和传奇性，会损害小说内在的真实性。像《孝河人家》中马元军、贺进民的死而复生，《孝行天下》中唐老先生的死而复生，紫薇、紫娟的身世遭遇等等，戏剧性和传奇性都显得太强。此外，《风生水起》（第二章）、《孝河人家》（前半部分）的叙事空间在每小节中频繁变换，人物回忆视角错位，描写拖沓生硬，对小说文本造成了损伤。同时，《孝行天下》中过多的人物介绍、事件介绍，破坏了文本的叙事节奏，拖沓断裂，影响了小说的可读性。可见，成熟的文体风度与叙事体态，对长篇小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