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我不是药神》等影片的火热上映，有人称“现实题材霸屏了暑期档”。“现实题材电影是指立足于当下真实的社会环境、以真实的事件或故事为素材或灵感来源而创作的影视作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认为，近些年来很多现实题材作品都有上佳的质量，为影视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近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当下社会现实题材影片发展探讨”专题研讨会上，专家们对现实题材电影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3年及之后的电影票房前十名中，2013年有5部是现实题材作品，2014年有3部，2015年有4部，2016年有3部，2017年则有5部是现实题材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赵小青展示了她所统计的数据，在近几年进入中国电影票房榜前十名的电影中，现实题材电影一直保持在半数左右，而《失恋33天》《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现实题材电影更是创造了票房奇迹的“爆款”。现实题材电影逐渐成为银幕上的主流。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论研究部主任王纯认为，当下社会现实题材电影集中“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观众对视觉技术已经“审美疲劳”，“视觉技术主义路线已经转移到了情感技术主义创作路线上来了”，而王纯所说的“情感技术”，是指从强化剧作、强化情感点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于人物和故事本身的塑造。“虽然现实题材创作一直是中国艺术创作的传统，但现实题材电影长期以来只属于艺术片的范畴。”王纯认为，这几年现实题材电影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说明观众对于电影有了新的、更广泛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评判标准”。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张冲认为，现实题材创作的火热，跟新兴起的“80后”导演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态度有关，如张大磊谈下岗问题的《八月》、李睿珺反映老年人死亡问题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都体现了“80后”导演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则从创作手法的角度谈到了现实题材电影在当下的转向：“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往往追求消费现实，甚至是解构现实，然后再通过建构的方式来揭示价值观。”赵卫防提到了2015年上映的《夏洛特烦恼》，“现在一些人崇尚成功、追求金钱，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从失败的当下‘回到过去’，最终成功了，也有钱了，但却经历了悲剧，最后还是发现珍惜当下的幸福是最重要的”。赵卫防认为，这种“消费现实——建构价值观”的结构是当下很多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方式，它也加强了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力。

　　记者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位网友对《我不是药神》的评论：“那么多讲现代人生活状态的电影，真正给人现实的感觉、能打动人的却凤毛麟角，《我不是药神》做到了。”为什么很多现实题材电影都不“现实”呢？

　　与会专家认为，这与一些创作的现实主义理念和创作手法不强有关。对于现实主义，“它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方法。”胡智锋介绍，现实主义的创作“强调既能如实地呈现生活的真实景观，又能概括生活深层次的本质”。通俗来讲，就是要“创作得像真的一样”。但是，当前现实题材电影对日常生活中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反映得还不够多”，“现在很多流行的‘IP剧’、热播剧，往往都是披着现实题材的外衣，既没有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也不具有现实主义的态度。”胡智锋告诉记者，虽然应该主张影视行业多元化发展，但“有真实生活依据，用现实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来创作的影视剧”，还是很缺乏的。

　　“不知道我自己算不算中产阶层的一员，我觉得当前几乎没有中国的电影能反映我的想法和焦虑。”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张宗伟表示，中国当下很需要反映中产阶层真实生活的影视作品。“社会现实题材电影天然具备现实主义精神。”《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提道，现实题材电影体现了一种“泛现实主义”的现象，“魔幻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温暖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被泛化了”。而当今现实题材电影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普遍去追求喜剧化风格，似乎不喜剧不电影，不喜剧不现实”。高小立认为，喜剧化的创作风格往往会削弱作品的深刻性，降低人物张力和艺术魅力，而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题材电影很可能会因为喜剧化而降低了批判性，“批判性恰恰是现实主义追求的灵魂所在”。

　　在提到现实题材电影时，《熔炉》这部反映儿童性侵案的韩国影片频频被提起，被认为推动了韩国相关法律的修正。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提出“参与性现实主义”的概念，即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导向，为经济、社会、文化或社区等公共事务，提供建设性意见。李道新认为，当下一些电影创作，常会将此种“参与性现实主义”的内涵和诉求融入具体实践之中。“目前来看，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带有参与性现实主义特点的现实题材电影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一个值得努力拓展的方向。”李道新说。